踏入2026年9月开学季，短短两周内，全港已累计录得至少七宗学童自杀及企图自杀个案，造成四名学生不幸离世。这一数据创下过去五年同期新高，且逝者呈现低龄化趋势，年纪最小者年仅10岁。香港虽然拥有相对成熟的心理支援体系，却依然未能接住这些年轻的生命。极端悲剧的背后固然有复杂的社会与家庭成因，但在开学初期集中爆发，暴露出教育体系的多重问题。我们在检视现行承托体系是否有效的同时，亦要深入探明竞争与应试在教育中扮演的角色，并重新审视教育的方法与根本目的。

三层应急机制为何频频失灵？

9月5日深夜，大坑励德邨一名刚升中一的12岁女生堕楼身亡，遗书透露她自5月起受抑郁及升中适应压力困扰；翌日晚上，跑马地一名10岁男童在寓所内怀疑寻短不治；至9月7日，再有一名患情绪障碍的14岁女生在家中轻生。本港学童心理危机日渐严重，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数据显示，19岁以下青少年自杀死亡个案，由2024年的35宗急增至2025年的47宗，同比大幅上升逾三成。香港社会服务联会2025年的研究亦指出，逾四成应届文凭试（HKDSE）考生呈现明显的抑郁或焦虑症状，平均压力指数高达7.4/10分。

本港校园推行“三层应急机制”以应对学生精神健康问题——第一层由驻校社工、校本心理学家及班主任作初步筛查与辅导；第二层透过教育局转介校外专业人士介入；第三层则直接转介至医管局精神科。然而，制度看似完备，运作起来却难解学童心结。香港青年协会调查更发现，近六成受情绪困扰的学生选择“不向人求助”，令防线难以发挥作用。

这套机制最关键的第一层防线依赖前线教师察觉与筛查高危学生，然而，教师自身已深陷过劳困境。教育工作人员总工会今年6月的报告显示，近八成教师每周工时长达51小时以上；香港中文大学精神科研究更指出，逾三分之一在职教师曾出现临床诊断的焦虑或抑郁征状。当前线老师自己亦早已身心俱疲、濒临崩溃，又如何有余裕去接住学生的情绪？

学校怎能成为压垮学生的重担？

除了筛选精英，教育的初衷本应是提升全民质素，让每位学生发掘所长、学习如何生活。然而，现行体制却过早向学生植入“不成功便成仁”的生存焦虑，令考试失利者被迫贴上“被淘汰”的标签。当学校过度推崇单一的优绩主义，学生学到的只有残酷的竞争逻辑，甚至认定自己只是成绩的载体——一旦失去分数，便毫无价值。当成长过程缺乏健全自我与精神支柱，面对挫败时他们的世界自然极易崩塌。

本应保护学童成长的校园，如今却成为压力的主要来源。香港大学香港赛马会防止自杀研究中心分析指出，诱发学童自杀的首要成因为“学校因素”（37.3%），超越家庭（28.8%）及精神健康问题（18.3%）。

害怕被淘汰的恐惧，正一步步将学生推向精神边缘。岭南大学心理学系实务副教授郑传基在传媒访问中分析，学业压力的根源在于文凭试（HKDSE）“一试定生死”的传统体制，即使当局推行改革，进度依然相对滞后。社联研究亦指出，考生面临的DSE压力越大，心理困扰越严重，当中女生尤甚。这些困扰主要源于三点：同侪间强烈的竞争感、难以放下失败的执着心态，以及对未来无能为力的希望感剥夺。

更深层的焦虑，早已在前段的“Banding”（中学派位）制度中生根。这套在小六阶段即完成的官方分流机制，将学童按成绩划分为三个组别。表面上是中六DSE“一试定生死”，实际上竞争早于学童尚且懵懂时期便已白热化。残酷的“优胜劣汰”逻辑从小渗透，让学童的成长过程浸泡在焦虑之中。

在香港，不时有声音安慰学生“成绩不是人生的全部”，但若缺乏现实环境的支撑，这句口号终究只是无力的纸上谈兵。香港树仁大学社会学系于2024年公布的“香港青年状况调查”显示，高达八成中学生对未来出路感到迷茫。现实中极端的贫富差距、畸形的产业结构与狭窄的职涯路径，向每一位年轻人传递相反的讯号：在香港，成绩似乎真的决定了一切。每年DSE状元压倒性地挤入医科等少数“神科”，正折射出本港职业分布的极度不均。香港中学后职业教育的发展滞后，也让天赋或许并不在考试科目上的学生找不到自己的出路。

集体迷茫的背后，是日益严峻的阶层固化，错失DSE这一相对公平的入口，或许就真难有翻身机会。乐施会《香港贫穷状况报告 2024》显示，全港最富有与最贫穷家庭的月入中位数差距，已由2019年的34.3倍，急剧扩大至2024年第一季的81.9倍。贫富差距悬殊，加上基层缺乏多元出路，令青年缺乏向上流动的阶梯。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的民调亦显示，高达58.7%的受访市民直言现时本港青年向上流动的机会严重不足，反映社会对年轻人前景的悲观情绪持续恶化。当体制无法为拥有不同天赋的学生提供多元的发展与出路，无论再怎么呼吁“减负”，残酷的现实只会继续将学生与老师们推回“唯有读书高”的死胡同中。

宁愿杀校也不推小班教学原因何在？

随着出生率持续走低，本港“杀校潮”愈演愈烈。教育局最新推算，全港小一适龄人口将由2025年的4.86万人，到2031年大幅跌至仅剩3.75万人；在2026/27学年，更有高达15间官津小学正式获派“0班小一”，规模创历年新高。面对严峻形势，教育局局长蔡若莲早前（9月5日）直言未来五到十年看不见逆转曙光，各界必须面对现实，当局不会为了保存学校数目而阻碍系统优化。校长与教师的焦虑，最终会不可避免地传导至学生身上。

学童人数减少，竞争理应随之放缓，每位学生本该享有更优厚的平均资源。然而现实却背道而驰——学生人数越少，资源分配的竞争反而愈发残酷。推行“小班教学”本是缓和现行教育困境的一大契机。英国伦敦大学Blatchford教授团队2011年的研究指出，无论在小学还是中学，缩减班级人数均能显著增加教师对学生的个别照顾与积极互动，是改善学生心理健康、减轻教师压力的有效途径。

目前本港已有九成小学推行小班教育，当局却无意将其推及至中学。教育局回应称，中学实施小班制不利于“全人教育”及分科教学；但背后更核心的阻力，恐怕来自财政考量——2012年时，当时的教育局发言人表示，实施中学小班后，每名学生的平均单位成本将由4.35万元翻倍增至8.7万元。在财政吃紧的当下，教育开支被缩减首当其冲，2025/26学年的财政预算案中，教育经常开支被大幅削剪39亿元，减幅达3.7%。在资源紧缩与“杀校潮”双重夹击下，或许能改善学生精神健康的中学小班教学遥遥无期。

恒常资源危机应以政策应对

然而，即便面对如此现实，当局若能透过更有效率的资源再分配手段，便能够将适龄学童人数下降的危机转化为改革契机。通过进一步降低师生比例，同时采取措施让前线教师从过重的行政负担中解放出来，就能使他们真正拥有时间给学生提供细致的关怀。根据立法会资料，芬兰同样有“三层机制”，但并非心理层面的预警，而是防患于未然的辅导。

对学习较有困难的学生，无论这些学生是否有SEN需要，芬兰教育体系都会按照学习困难的严重程度提供不同层级的支援，并广泛推行覆盖全体学生的辅导教学。无论是面对学习困难、社交问题，抑或仅是暂时性学习落后，学生均可在特教教师协作、小组或一对一辅导下获得弹性支援。同时，学校设有由校长领导的跨专业校本团队，汇聚心理学家、辅导员、社工及医护人员等，定期评估学生需求，向各层级学生提供涵盖身心与社交健康的专业服务。

学童在开学季集中爆发的精神危机，绝不可被轻易归结为不可避免的“常态”，更不能以个体的脆弱或“优胜劣汰”一笔带过。面对教学资源缩减、小班制迟迟未落实等一系列病灶，亟待政策层面的实质调整。香港固然面临资源紧缺、人口密度高的客观限制，但随着适龄学童人口逐步减少，制度理应以这一转折为契机——让资源得以被更充分、科学、公平地分配，让过度的竞争得以舒缓，而不是任由教育资源的缩减，反过来将年轻一代推向更残酷的“大逃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