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新方向刘畅博士专栏

9月16日，行政长官李家超正式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2030年）》，同日发表《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对香港而言，五年规划承载的是香港开埠以来从未有过的制度实践和“历史性升级”：从年度施政的短周期节奏，走向跨周期、跨部门、可问责的长远谋划。笔者此前提出过担忧：规划最怕愿景很多、抓手很少；若没有量化目标、协调机制与中期检讨，再好的蓝图也会停留在纸面。如今文本出炉，这三个问题都有了正面回应。

从“愿景叙事”到“可问责承诺”

最具标志意义的突破，莫过于第五章“主要目标”中罗列的22项主要指标。这是香港长远规划史上第一次引入“预期性”与“约束性”的指标分类——前者17项，是政府引导市场、凝聚预期的努力方向；后者5项，是政府必须动用公共资源和行政力量确保兑现的硬承诺。将宏观愿景转化为可量化、可考核、可追踪的具体节点，这是香港治理从“定性描述”走向“精准治理”的关键一步。

预期性指标涵盖经济增长、劳动生产力、创新投入、产业结构等领域，例如本地创新活动总开支占GDP比重力争2030年后达3%、制造及新型工业产业增加值占比达5.5%、旅游业增加值较2024年增长四至五成等。这类指标不具强制性，而是传递政府的战略优先次序，引导市场资本、人才要素向重点领域流动，为企业布局长期业务提供明确的风向标，体现对市场规律的尊重。

约束性指标则是政府对市民的硬承诺，集中在民生底线、生态红线、公共资源供应等领域。五项约束性指标中四项关乎环境、一项关乎土地——政府把最硬的承诺，押在了最考验执行力的两个领域。至于北都住宅五年落成70,000个单位列为预期性，而“熟地”供应列为约束性，这一软一硬的搭配，恰恰说明规划者深知：土地在手，才有市场；政府能直接掌控的环节，才是问责的真正落点。

这22项指标为香港发展树起了前所未有的“刻度尺”。往后评量施政成效，不再是印象式的争论，而是对照指标的年检。今后每年的施政重点都将围绕五年规划的总目标分解展开，财政预算案也将对应配置资源，从而形成“五年规划定方向、年度施政抓落实、财政预算作支撑”的完整治理链条。这对习惯了“目标写进报告便算完成”的香港政治文化而言，是一次静水深流的范式转移。

以三大支柱对冲全球风险

在指标与机制之外，规划对“巩固”与“发展”的辩证处理同样值得细读。从巩固的一面来看，金融被明确定位为“香港的根本和最大的优势”，方针是“以稳促进，以进固稳”；航运不再纠缠箱量排名，而是从“吨位大港”转向“价值港”；贸易中心坚持零关税自由港底色，深耕东盟、中东，争取早日加入RCEP。从发展的一面来看，创科聚焦生命健康、人工智能、微电子等前沿赛道，力争研发开支占GDP在2030年后达至3%；北部都会区以“南金融、北创科”重塑城市空间格局，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引擎；民生端则立下2030年内基本解决劣质㓥房的时间表。老本行要守住，新赛道要闯出，民生要改善——三者被放回同一个时间轴和资源约束下统筹排序，这正是五年规划区别于历年施政报告“政策拼盘”的根本所在。

把视野拉远，这份规划的时代分量才看得真切。当前国际环境高度不确定，地缘政治动荡加剧，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冲击全球产供链，中小型开放经济体普遍陷入“随波逐流”的战略被动。香港的回答，是以“确定性、韧性、长远规划”三根支柱对冲国际风险。以确定性对冲政策摇摆——22项指标向市场、资本与人才发出跨越政治周期的稳定预期；以韧性对冲外部冲击——多元市场布局、金融风险防范、统筹发展和安全，筑牢抵御风浪的防波堤；以长远规划对冲短视博弈——让投资者看得见五年后的赛道，让年轻人看得见10年后的舞台。

这正是“化被动为主动”的战略真义，不是被动等待国际环境好转，而是主动把自己的确定性做成稀缺资源；不是“守株待兔”等待红利，而是“筑巢引凤”创造价值。当全球资本都在寻找避风港，一个有规划、有指标、有执行闭环的香港，本身就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说明书。

首份五年规划，是香港主动谋定未来的第一份答卷。是“一国两制”实践中一次重要的治理创新。它既坚守了香港自由开放的市场底色，又引入了长远谋划、系统布局的政府效能，探索的是一条“有效市场 + 有为政府”深度融合的现代资本主义发展路径。在充满变数的时代，最宝贵的资源是确定性；在竞争加剧的格局中，最可靠的优势是前瞻性。

当然，蓝图绘就，考验方始。只有执行到位，逐项落实，以公开指标接受社会检验，以跨部门协同突破制度堵点，香港才能从“何时跟形势”转为“提前布形势”——以确定性稳资本，以韧性抗冲击，以长远规划换由治及兴的新局面。

作者刘畅博士是“香港新方向”总召集人，香港人才创业者协会执行主席，海南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客座教授。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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