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冠麟专栏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落幕。港女将戴心怡是瓷砖贴面项目中“唯一”女选手。21岁的她就读于香港建造学院屋宇装备监工高等文凭课程，休学一年备战，最终在累计22小时的比赛中，用双手和汗水完成了两面嵌色瓷砖墙，砖缝横平竖直，误差控制在毫米之间。

为什么香港可以培养出戴心怡？

在一个长期被视为“男性主导”的技术行业中，戴心怡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突破。她坦言，偶尔也会想，其他女生打扮得干干净净出去玩，为什么自己在做这种又脏又累的事。但她最终坚持了下来，因为她相信“既然尝试了，那就做下去”。

戴心怡的亮眼表现，固然是她个人努力与天赋的成果。但当我们追问“为什么香港可以培养出戴心怡”时，答案必须回到20多年前的一个制度决定。这个决定，由时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推动，名为“资历架构”。

资历架构是董建华留给香港的隐形资产

2004年2月，行政会议通过设立一个跨界别的七级资历架构及相关的质素保证机制，涵盖学术、职业及持续教育界别。这个制度的核心理念很简单：学术资历与职业资历，不应有高低之分，只应有类型之别。

在资历架构之下，职业专才教育不再是“次等选择”，而是一个有明确进阶路径的平行体系。从资历级别第二级的建造证书，到第四级的高等文凭，再到第五级的应用学位，每一级都有清晰的能力标准和晋升阶梯。更重要的是，资历架构促进了学分累积和转移，让职业资历与学术资历之间可以互相衔接。

戴心怡所就读的香港建造学院屋宇装备监工高等文凭，正是资历架构第四级认可课程，获屋宇署认可为适任技术人员T2至T3级别的学历要求，亦符合注册B级电业工程人员的学历要求。学院已先后与香港都会大学、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等院校签订合作备忘录，毕业生可以衔接至学位课程。

这意味着戴心怡绝对不会“工字不出头”，反而因资历架构的出现，获得了“选择的权利”——未来可以选择继续升学，也可以选择直接就业。

文法学校的“预期”与职场的“现实”

戴心怡的故事之所以值得深思，在于它与当今大学生的处境形成了鲜明对比。今天的大学生，绝大多数是从文法学校（指学术型传统学校）体系一路升学，在DSE中取得了成绩后进入了大学。但很多人选择的学科并非自己的首选——可能是因为分数不够，可能是因为家长的期望，可能是因为“大家都这样选”。学习动机从一开始就打折扣。

毕业之后，他们亦发现职场不似预期，更因AI时代来临与经济下行而受到进一步打击。认知与审美不足的上司，让许多文法学生的功能被演算法与人工智能取代，这些情况特别易见于初级翻译、基础数据分析、简单文案撰写、标准化报告生成。是的，这些工作AI一定做得比人类更快、更便宜、更不知疲倦。一个修读文学、历史、哲学的毕业生，如果没有进一步的专业化训练，亦没有那么多追求商业效益以外、面面俱到的老板，他们在求职市场上的竞争力只会愈发下降。

反观职业专才教育的毕业生，他们从入学的第一天起就在学习“应用”。不求雕花，只需学好格式——履历表的格式如何、商业计划书如何做，或如戴心怡的专科，如何切割瓷砖、如何铺设管道、如何协调工地、如何管理工程。这些技能，AI可以辅助，但无法完全取代。因为它们涉及身体的技艺、空间的判断、现场的应变，目前通用的人工智能模型仍然无法完全取代人类的能力，特别是创造力。

文法教育的价值依然重要，但长期以来，香港社会将文法教育视为“正途”、将职专教育视为“次等”的观念，或已与社会现实开始脱节——尤其当政府都为部分大学贴上“应用科学大学”的功能标签的时候。

不妨从“分数决定”改为“兴趣潜能”

戴心怡的父亲从事水电行业。在升学关口，父亲对她说：“你可以去试试，走别人不会走的路。”戴心怡一开始有点抗拒，觉得这条路可能真的很辛苦，但最终选择了“试一试”。这个细节值得所有家长反思。

在大多数香港家庭中，父母的期望是：考好DSE、入读大学、成为医生律师会计师。如果子女的成绩不足以进入这些“专业”，家长便会感到焦虑、失望，甚至强迫子女选择一个“看起来比较体面”的学科，而不是一个“真正适合他们”的方向。

“养儿一百岁，长忧九十九”。然而社会的变化，家长亦需要有足够认知，了解社会的变与不变，才能在子女的职涯规划中给予正确建议。所谓“不变”，仍然是东亚社会过度教育、唯有读书高的现实；但另一方面的“变”，是让子女从“分数决定论”转向“兴趣与潜能导向”，找准自己有兴趣钻研、能够发挥所长的地方。

如果对建造工程有兴趣，学生可以在资历架构下，从建造证书一路读到高等文凭，再到应用学位，最终成为建造业的专业人士；对数码媒体有兴趣，学生可以在职专体系中学习实际的制作技能，然后通过衔接机制进入大学的相关学位课程。这些路径，在资历架构的框架下，行得通、有尊严、有前途。

问题是，有多少家长知道这些路径的存在？有多少家长愿意让子女走这些路径？戴心怡正是“才能为本”的活生生例子。她的能力，不是透过文凭试的分数来衡量，而是透过双手的技艺来证明。如果香港的业界仍然只认大学出身、GPA要高，戴心怡这样的人才，最终只能和光同尘。

消除职专歧视需要教育社会大众

团结香港基金副研究总监郭凯杰曾以韩国半导体产业为例，指出韩国职业高中的就业率优秀，更掀起了“半导体高中”的热潮。他写道：“当技术工作同时具备合理薪酬与社会认可时，自然会实实在在地影响年轻人的职业选择。”这个观察，放在香港的建造业同样适用。

教联会的调查显示，逾半受访中学生对职业专才教育持负面观感，认为职专教育是成绩较差的学生才会选择的课程。这种观感，并非学生自己形成的，而是社会长期灌输的结果，亦与中学过度关注大学入学率有关。

负责任的升学就业工作，应帮助学生了解不同行业的实际情况、不同路径的晋升阶梯，以及自己的兴趣与能力所在。资历架构的职业资历阶梯，正是为此而设的工具，让老师、家长和同学掌握不同行业的入行条件和晋升路径。郭凯杰亦建议，应于高小和初中阶段尽早开展生涯规划教育，让学生在选择路向之前，有足够的时间认识自己和认识社会。

家长需要明白，“工字不出头”的时代已经过去。在一个技术工人严重短缺、专业技能备受重视的经济体中，优秀的建造业监工、熟手的机电工程人员，其收入与社会地位，未必低于一个普通的办公室白领，甚至可能更能满足追求工作与生活平衡的年轻一代。

资历架构打破“学术至上”

董建华推动设立资历架构时，绝无可能预见到20年后会有一个叫戴心怡的香港女孩，在世界技能大赛上代表香港参赛。社会大众同样未能预计到今时今日，行业种类多不胜数，而且科技迭代的速度比以前更快。戴心怡的故事之所以成为新闻，正因为它打破了“女生不应该做建造”的刻板印象。但我们需要的，不只是“例外”的故事，而是“常态”的叙事，让职业专才教育成为一个被广泛认可、被普遍尊重的选择。

资历架构的意义，不在于它让多少人成为了瓷砖大师，而在于它打破了“学术至上”的单一评价体系，为不同天赋、不同兴趣的年轻人，提供了多元的发展路径。资历架构提供了制度的框架，但认受性的建立，需要整个社会的共同参与。如果我们要让年轻人的出路更广，政府要带头承认职专资历的价值，学校要及早开展生涯规划教育，家长要放下“分数决定论”的偏见，社会大众要消除对蓝领行业的歧视。只有当这四个层面同时发力，戴心怡的故事才不会是“例外”，而会成为“常态”。

作者黄冠麟是公共行政博士生，文化工作者，学研社成员。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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