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颕彰律师专栏

英国《都市日报》（Metro）于9月20日报道，英国政府收紧英国国民（海外）（BN(O)）签证申请的刑事纪录审查后，至少12名曾因涉及2019年“黑暴”相关罪行而被定罪的港人遭拒签。9月28日，被廉政公署列为通缉人士的前葵青区议员郭子健、被警务处国家安全处列为悬红百万港元通缉人士的蒙兆达、曾因管有攻击性武器等罪名被判监五年，其后申请英国政治庇护遭拒并正等候上诉的吴伟豪，以及前民阵副召集人林正轩等人，前往伦敦唐宁街10号首相府递交请愿信，促请英国政府重新检视及修订有关移民规定。然而，若将视线从个别拒签个案移开，这场风波真正值得探讨的，或许不是谁获批、谁被拒，而是英国对BN(O)计划的理解正在改变，抑或英国从未改变，只是部分港人对BN(O)的理解与英国政府的政策定位出现了落差。

以刑期换“祖家恩赐”值不值得？

要理解这场争议，首先必须回到BN(O)计划本身的制度性质。过去数年，在香港及海外舆论之中，BN(O)逐渐被赋予超越一般移民政策的政治意义，视为英国对香港所作出的某种特殊承诺，甚至被部分人理解为“手足”以生命、前途与刑期换来的“祖家恩赐”。

然而，若从制度本质加以审视，BN(O)始终是一项由英国政府制定及管理的移民安排，而非国际难民制度的一部分。这区别之所以重要，在于它决定了政策的根本运作逻辑。移民政策首先服务于国家利益，其次才可能承载政治象征。因此，无论其历史背景如何特殊，最终仍须服从英国自身的经济状况、社会承载能力、公共资源分配以及选举政治等现实考量。当这些条件出现变化，政策方向随之调整，某程度上亦属移民制度运作的常态。

正因如此，英国近年收紧涉及刑事纪录人士的移民审查，其实并不令人意外。真正值得研究的，反而是相关政策调整为何在特定群体之中引发如此强烈反响。

综观过去数年的公开访问及媒体报道，可以观察到一项相当突出的现象：不少曾因2019年“黑暴”相关罪行而被定罪的人士，其家庭安排、移民规划乃至未来人生部署，均不约而同地以英国作为最终目的地。有人的家属早已移居英国，有人在服刑期间已开始处理BN(O)相关事宜。当这类案例持续且反复出现时，其意义便已超越个人偏好，而成为一种值得分析的社会现象。

毕竟，若目的仅在于移居海外，可供选择的目的地并不在少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以至部分欧洲国家，均设有不同类型的移民渠道。然而，不少相关人士最终却不约而同地选择英国。当这种高度一致的流向在大量个案中反复出现时，便已难以单纯以语言、教育制度或历史联系解释。

英国庇护被视为制度性“出路”

其背后所反映的，或许是一种更深层且更具持续性的政治预期。在部分人的认知之中，英国似乎从来不只是移民目的地，而是一个预设存在的制度性“出路”。即使需要承担法律后果，即使人生规划因此受到冲击，未来仍然存在某种重新开始的可能。

这种预期如何形成，或许可以从钟翰林的个案窥见一二。钟翰林曾因侮辱国旗罪被判监禁四个月，其后再因承认《香港国安法》下的分裂国家罪及洗黑钱罪，被判监禁三年七个月。2023年6月刑满出狱后，他仍须接受为期一年的惩教署监管及相关限制。同年12月，他获准以外游名义离港，其后转赴英国申请政治庇护，并于2025年正式获批难民身份及居留许可。

对不少支持者而言，这类个案很容易被视为成功范例。它所传递的讯息是，即使因相关案件在香港被定罪，只要成功前往英国，最终仍有机会透过庇护制度或其他法律渠道取得长期居留资格，重新规划人生。

客观而言，这类案例确实容易塑造特定认知。当类似经历被不断传播、讨论与引用时，它们便不再只是个别故事，而会逐渐累积成一种集体预期。在部分人的想像之中，英国不再单纯是一个移民目的地，而是一套承载特定历史责任与政治意义的制度安排，是一个在面对法律、政治或个人困境时，最终仍会提供承接与保护的存在。

移民可能性让犯罪者幻想未来

也正是在这里，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开始浮现。若重新回顾2019年“黑暴”的发展轨迹，最值得探讨的或许不是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而是相当一部分参与者究竟如何想像自己的“未来”。

普通市民都应知道，一旦涉及暴动、纵火、袭击、爆炸品或其他严重刑事罪行，所面对的后果从来不只是刑期本身。定罪所带来的影响往往延伸至专业资格、就业机会、社会信用、出入境安排，以至整体人生规划。如此庞大的法律成本，理应对绝大多数人构成强烈阻吓。当然，当时社会上曾流传“违法达义”、“法不责众”等说法，但相信单凭这些口号，并不足以解释为何有人愿意承受如此高昂且长远的代价。

然而，从当时的新闻画面、街头情况以及其后披露的大量个案观察，不少参与者似乎普遍相信这些风险最终是可以承受的。更准确地说，他们似乎相信，定罪并不等于人生终结。在法律责任之外，仍然存在另一条可以重新开始的人生道路。

从今天回望，这种风险认知究竟如何形成，仍然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它究竟源于同侪文化、政治动员、媒体叙事、网络资讯，还是来自海外国家不断释放的政策讯号？不同因素之间又如何相互作用？这些问题或许仍有待学者作更深入研究。

审查收紧冲击“手足”政治预期

但近期港人所面对的现实，似乎正逐渐偏离这种想像。值得注意的是，出现变化的并非只有个别拒签个案，而是当年曾对香港议题表现高度关注的主要西方国家，其政策取向正出现不同程度调整。无论是英国收紧BN(O)相关审查、美国对香港议题的关注降温，还是加拿大移民政策日趋审慎，均反映香港问题在相关国家的政策优先序列之中，已不复数年前的重要地位。

某种意义上，钟翰林与胡志伟的经历恰好构成一组极具象征意义的对照。两人前往的是同一个国家，但面对的却是两个不同政治环境下的英国。钟翰林所处的，是香港议题仍被赋予高度象征意义的时期。胡志伟所面对的，则是一个愈来愈强调移民管理、国内政治压力与国家利益考量的英国。与此同时，英国亦需要重新平衡对中国的经贸关系、外交布局及国内政治现实，而美国在经历多年激烈竞争后，也开始寻求与中国建立更稳定的互动框架。在此背景下，香港议题的重要性自然出现相对变化。

两者之间相隔不过短短一年，但政策重心已明显转移。这种转变所反映的，或许正是国际政治最基本的运作逻辑。国家可以在特定历史时刻创造象征，也可以在另一个历史阶段重新定义象征。可以高举价值理念，也可以在现实压力下重新排列政策优先次序。政治叙事或许能够影响舆论，但真正决定政策走向的，最终往往仍是国内政治、经济利益、外交需要以及国家战略本身。

从这个角度理解，今日BN(O)审查的收紧，其影响或许已超越一般移民政策调整的范畴。它所冲击的，不仅是部分申请人的个人安排，更是一种长期存在的政治预期。正因如此，《都市日报》的报道中，有受访者坦言感到被英国“背叛”。这种情绪所反映的，未必只是对个别拒签决定的不满，而是当原本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制度性“出路”突然面对新的限制时，所产生的巨大落差。

从这个意义上看，今日的BN(O)争议已不仅是一场移民政策争议，更是一场政治想像与现实政治之间的碰撞。当不少人仍然按照2020年前后的政治氛围理解英国时，英国本身或许早已进入另一个政策时代。真正值得思考的问题，也许从来不是英国为何改变，而是过去为何有那么多人相信它不会改变。这或许才是整场风波背后最值得深思，也最具启发性的地方。

作者李颕彰是执业律师，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博士候选人。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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