寰海明察｜梁海明

香港要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和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除了建园区、抢人才，还须回答一个更根本的问题：科研成果如何形成产业？人才来港之后，如何成就事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强化创新基础科研、推进中试转化基地，要落实这些部署，不能只看香港自己拥有多少资源，更要看香港能否与内地形成有效分工，将创新的腹地做大。

湖北与香港面对相似创科困境

为何值得从湖北切入？因为湖北与香港面对的是同一道题：如何把科研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力。湖北兼具科教资源、制造业基础和应用场景——全省有逾百所高校、光电子信息产业规模全国领先——需要加强成果转化与国际市场对接；香港则需要把科研、金融及国际联系的优势，接入更广阔的产业需求。这正是湖北与香港合作的重要性所在：它不是香港对外合作的增量选项，而是检验香港创科能力的试金石——香港若只能与大湾区内城市合作，证明的是“近水楼台”；若能与湖北这样的内陆科教大省做成项目，证明的才是香港的平台价值可以跨越地理，辐射全国。

近日，笔者走访湖北，行程颇有代表性：在长飞光纤，看到的是一根光纤预制棒如何拉出占全球市场领先份额的光纤光缆——从实验室技术到全球制造冠军，湖北走通了成果转化的完整链条；在华工激光科技馆，激光装备从打标、切割到焊接的应用场景一字排开，背后是华中科技大学的科研成果直接长成了上市公司；在华工科技光创园，“校门口办企业、企业反哺实验室”的循环仍在滚动。走完这三个点，笔者一路关注一个问题：湖北与香港能否从“香港提供资金、湖北提供项目”，走向共同研发、共同培养人才、共同开拓市场？这不只是湖北如何借助香港，更是香港如何透过内地产业合作，壮大自身的创科能力。

是时候走出大湾区“舒适圈”

先看香港与湖北的合作，和大湾区有何不同。香港与大湾区城市的合作，优势在地缘：一小时生活圈、规则衔接的先行先试、产业链的即时配套，本质是“同城化”的深度整合。湖北与香港合作则是另一种逻辑：不靠距离，靠互补——湖北的科教资源密度、完整制造业门类和成本优势，恰恰补上香港“科研强、转化弱、制造缺”的短板；香港的国际金融、知识产权服务和全球市场网络，又正是湖北企业“走出去”最需要的接口。一个是“湾区内的深度”，一个是“跨区域的广度”，两者不是替代关系，而是香港创科版图的两只脚：大湾区让香港扎根，湖北与香港合作让香港延伸。

湖北科创供应链平台把智能匹配与技术经理人的线下服务结合，形成“1天对接、5天详细沟通、15天给出方案”的安排。值得借鉴的不是速度本身，而是背后有人核实需求、组织资源、跟进到底。

这对香港的启示是：科研合作不能等研究完成后才寻找买家。企业若在研发初期便参与提出问题、提供测试条件、评估成本，科研团队就能更早知道，技术除了“做得出”，能否“用得起”、是否“有人用”。对接速度也不等于转化速度——后续的工程验证与市场测试，才是合作能否持续的关键。

具体而言，可依托现有湖北与香港合作平台，先从光电子、人工智能及先进制造等领域选取共同课题：由企业列明技术难点、性能要求和验证条件，两地团队共同攻关，并配置技术经理人跟进中试、成本核算及客户反馈，避免“科研对接完成了，产业化却无人接手”。合作模式亦不宜固化为“香港研发、湖北生产”——应按项目需要分配研究、工程开发、中试及市场拓展，让两地都能参与高增值环节；尤其要提早厘清知识产权、经费分摊与收益安排，不能等成果出现，才讨论谁拥有、谁受益。

“抢人才”不能只比拼高薪资

湖北与香港合作更深一层的价值，是把人才竞争由“比待遇”转向“比事业”。

对活跃于科研一线的国际顶尖人才而言，高薪从来不是唯一的吸引力，研究条件与学术环境同样关键。沿着这个思路，湖北与香港可共同提供的，不应只是一份聘书，而是一个有研究伙伴、有工程支援、有应用场景的事业平台。两地可探索按项目需要联合聘任团队：让科研人员在香港参与前沿研究与国际合作，在湖北与工程师共同验证技术；也让湖北的科研及产业人才来港参与研发和国际业务。人才不必在两地之间作单一选择——但工作责任、聘任关系和成果认定必须清楚，避免合作只剩挂名。

必须强调，这不是主张把香港的科研搬到湖北。恰恰相反，合作应为香港增加研发、产品设计、技术管理及国际经营的职位，让本地青年在完整项目中成长。若香港只把人才介绍到内地，自身没有形成团队、技术和企业的积累，便谈不上建设人才高地。

这里还有一个制度性的缺口值得正视：目前香港谈创科合作，项目靠企业对接、政策靠政府推动，但“选甚么题、怎么评估、成效如何跟踪、经验如何复制”这一层系统性研究，长期缺乏专门机构承担。香港的高校完全可以补上这个缺口——设立科技创新战略类的研究平台，把跨域合作的选题机制、知识产权安排、人才联合培养和成效评估作为持续的研究对象，为政府提供前瞻分析，为企业提供决策参考。这类平台不必大，但必须懂科技、懂内地、懂国际规则——而这恰恰是香港高校最有条件做成、也最有责任去做的事。

基础研究需要自由探索空间

人才合作也不能忽略工程师与技术经理人。可由两地高校和企业共同设题、共同指导，让研究生及青年工程师直接参与项目。衡量成效，不只看引进多少位知名学者，更要看培养了多少青年、建立了甚么能力、能否形成持续合作的团队。同时，必须保留基础研究的自由探索空间：前沿探索重原创性与长期价值，产业攻关重工程验证及用户成效——不能用订单考核所有科学家，也不能用论文代替市场验证。

创科与人才合作要持续，资金须适时接力。截至2026年4月，累计已有30家湖北企业在港交所上市，总市值达4,000亿港元。这是两地资本市场合作的基础——但香港的参与，不应等到企业具备上市条件才开始。

建议两地产业资本、创投机构与专业服务团队更早介入，按概念验证、中试及市场拓展等阶段分段支持。重点不是为每项研究安排融资，而是辨认哪些成果值得继续投入、哪些问题需要先解决，避免把尚待验证的技术包装成成熟商机。政府资金则宜着重共享设备、技术转移服务及早期验证，降低合作成本，而非包办投资判断。耐心资本的“耐心”，应是容许合理的研发周期、按进展调整投入，而非取消风险管理。

“超级合伙人”应走向更广阔腹地

国际市场对接同样应提早部署。湖北与香港团队可邀请目标市场的客户参与需求讨论，同步研究认证、知识产权及售后安排；面向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合作，更可把技术培训和当地人才培养纳入项目，让产品输出与服务能力一起落地。

在这个过程中，香港应争取成为共同开发产品、承担市场责任的“超级合伙人”——共同投入、共担风险、共享成果——而非只收取一次性中介费用的中间人；湖北亦可借此累积国际经营能力。双方都有持续参与的理由，合作才不会随一次交易结束。

湖北与香港合作的示范价值，不在于预先贴上“典型”标签，而在于能否透过实践，回答其他地区同样面对的问题：科研与产业如何衔接？人才如何跨地域协作？资金如何接力？收益如何合理分配？

不妨先集中做好一批项目，定期检视中试进展、人才培养与市场反馈。届时，两地的新闻界可解释技术如何回应产业与生活需要，智库界则跟踪制度障碍与合作成效，让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都成为改进的依据——而非只展示签约金额和成果照片。

香港与湖北携手，不是把发展机会让出去，而是共同创造原本难以独自实现的机会。当香港因合作增加创科职位和企业积累，湖北因合作提升转化与国际经营能力，湖北与香港便能以实际成效，为香港与内地协同建设创科及人才高地提供一个可复制的参照。对正在落实第一个五年规划的香港而言，值得推广的从来不是一份协议，而是一种让人才有事业、科研有出路、双方有收益的合作方式——这正是“超级合伙人”从大湾区走向更广阔腹地的意义所在。

作者梁海明是海南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院长，丝路智谷研究院院长。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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