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闻见智｜潘学智专栏

立法会早前议论人口走向，席间有人重提“无后为大”，坊间亦有意见把出生人口下降归咎于“个人主义”擡头。仿佛多讲几遍家庭责任，多上几堂伦理课，生育率就会回升。这种诊断未免把问题看得太简单，说教不能增加居住空间，不能填补托育名额，也不能消除父母照顾孩子所牺牲的事业机会。人口政策若只劝青年改变观念，无异于把制度留下的难题，重新塞回家庭手中。香港青年究竟是不想成家，还是这座城市交不出让人安心成家的条件？

真正危机是愿望落空

联合国人口基金《2025年世界人口状况报告》提醒，人口问题不能只看出生人数，更要看市民能否实现理想家庭规模。调查覆盖14个国家，发现近两成育龄成年人预期无法拥有理想子女数目，而经济限制是最第一难关。香港亦早有同样警号，香港青年协会2018年调查发现，受访青年理想子女数目平均为1.84名，预期实际只有1.41名，反映“想生而未必能生”并非今天才出现。权利为本的人口政策，不是把生育推回私人领域，而是把焦点由要求市民达成人口目标，转向由政府拆除制度障碍。

10月5日世界人居日以“人人享有适足住房”为主题，联合国指出适足住房是以尊严、安全与机会为基础，不止于四面墙。租金付得起，空间住得下，位置不致于拖长通勤，附近找得到基本服务，才称得上适足。家庭需要的，正是四重安全感：时间、服务、住房、社区，而四者是互相牵扯的。住得远，通勤就长；托育时间接不上工时，父母只能减少工作；收入一降，改善住屋更加遥远。房屋于是不只是房屋，它是照顾时间、公共服务和社区支援交织而成的家庭基础设施。

早前一名产后妈妈在社交平台分享，夫妇倾尽积蓄置下一房一厅单位，孩子出生后，婴儿床、手推车和日用品很快占满空间。她忧虑的不只是眼前挤迫，而是孩子长大后，哪里安睡，哪里读书。是否再生一名孩子，往往不是价值辩论。问题很小，也很沉重：家里还放得下一张床吗？住房只是枷锁的一端，另一端是照顾。一般幼儿中心平日服务至下午6时，只有部分延长开放，轮班或跨区工作的父母未必赶得及接送。家庭唯有依靠祖父母、外佣，或由一人缩减工作。托育缺口遂变成收入损失，收入损失再削弱改善住屋的能力。

政策不是催生而是分担

国际经验没有催生灵药，却有分担代价的制度。瑞典父母可享480天育儿津贴，两人各有90天不可转让。“不用即失”不是漂亮口号，而是让父亲离开办公桌，走进照顾现场，免得职业代价全落在母亲身上。丹麦规定，合法居民子女由满26星期至入学前，均有权获安排日间照顾。香港值得借鉴的，不是福利数字，而是施政态度。政府不只说增加多少名额，还要为家庭能否真正取得服务负责。政策成效也不只问多生了多少孩子，还要问多少家庭不再被迫放弃。

内地近年逐步把托育由家庭私事纳入公共服务，透过“托幼一体化”，鼓励有条件的幼儿园开设两至三岁托班，并利用社区用房、闲置校舍等空间，发展全日托、半日托、计时托及临时托，让家庭在生活圈内获得服务。深圳已订立幼儿园托班管理规范，并建设社区托育点和“15分钟托育服务圈”。这亦呼应其“从一米高度看城市”的理念，规划者只有蹲下来，才能看见儿童与照顾者面对的台阶、过路安全、遮荫和休息空间等问题。城市是否宜居，不只在于楼宇多高，更在于孩子能否安全活动，照顾者能否安心走进日常生活。

新区要规划旧区要更新

香港并非全无行动，初生婴儿奖励金、优先配屋和新增幼儿中心名额，均可纾缓部分压力。问题是政策各管一段，未能把住房、托育、工作保障和社区支援连成一张网。政府宜以“家社互联”整合政策，推行家庭发展影响评估。房屋、规划、交通和劳工政策出台之前，都要交代对家庭形成、照顾成本和父母就业有甚么影响，并由高层统筹跨局落实。

北部都会区可率先订立家庭友善社区标准，把0至3岁托育、母婴健康、儿童游乐空间和家庭支援，列为入伙前的必要配套，不是入伙后的补漏。规划亦应吸收房委会“幸福设计”指引，照顾婴儿车通道、遮荫座椅和跨代休憩空间。标准要写进土地契约和验收条件。否则，再好的蓝图也是纸上风景。

新区之外，旧邨也要更新。坪石邨翻新公共空间，添置座椅、绿化和活动设施，说明“微更新”也能方便照顾者携幼出行，让老幼共享一方天地。政府应定期检讨社区标准，按幼儿人口和使用情况调整设施，不让翻新沦为一次性工程，而是有系统地惠及已发展社区。

一张床也是一份信心

幼稚园收生下降，未必只意味一场杀校危机，也可成为托育转型的契机。政府可盘点空置课室，资助合适校舍改装，培训人员，开设两至三岁托儿班。社区客厅也可加入家长互助、育儿资讯和服务转介。条件成熟的，试行受规管的短暂托管，成为家庭服务枢纽。家庭还欠缺时间，政府可在现有产假和侍产假以外，研究父亲专属、不可转让的育儿假，并协助中小企分担部分成本。只有让父亲实际承担更多照顾时间，才能避免育儿责任继续集中于母亲，最终由女性以收入减少、晋升受阻和就业机会收窄来承担代价。

低生育率是城市信心的滞后指标，青年是否敢于成家，反映他们是否相信香港能承接未来20年的住房、工作与照顾重担。权利为本，不是死抱“无后为大”，也不是把问题推给“个人主义”。它要求城市交出时间、服务、住房与社区四重保障。一个家，不只要放得下一张婴儿床，还要容得下一家人对未来的想像。让市民有条件、有支援、有尊严地选择家庭生活，才是人口政策应走的路。

作者潘学智是民思政策研究所研究总监，香港中文大学沪港发展联合研究所助理所长。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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