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颕彰|外媒炒作深圳APEC成“雅尔塔2.0”:别再发冷战白日梦!
随着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即将在深圳举行,外界关注焦点除了峰会本身之外,更集中于中美俄三国领导人是否会在会议期间展开互动。部分西方媒体和评论人士据此将深圳APEC描绘成所谓“雅尔塔2.0”(Yalta 2.0),甚至渲染为一次足以重塑国际秩序、重新划分全球势力范围的历史性会议。然而,若从APEC的制度定位、当前国际格局以及主要大国面临的现实挑战加以分析,便不难发现这种论述不但过度夸张,更反映出部分观察者仍然习惯以冷战时代的大国权力政治框架理解21世纪的国际关系。
峰会价值不在惊天协议
大国接触旨在管控风险
事实上,深圳APEC的重要性更多体现在其政治与外交象征意义,而非外界所期待的重大突破。当前世界面对的许多核心议题,无论是中美经贸摩擦、科技竞争与安全分歧,抑或俄乌冲突、中东局势、人工智能治理以及全球供应链重组,都具有高度复杂性与长期性。这些问题往往涉及不同国家、多重利益以及深层战略考量,不可能透过一次峰会或数小时的领导人会谈便获得根本解决。因此,若将峰会成败完全建立在能否签署重大协议或达成突破性成果之上,本身便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期待。
在当前国际环境下,大国对话最重要的功能从来不是立即消除分歧,而是建立沟通渠道、减少战略误判、增进互相理解,并为未来协商创造条件。当主要大国能够在同一平台上保持接触,即使未能取得具体成果,本身已经有助降低冲突风险,对国际秩序发挥稳定作用。因此,深圳APEC真正值得关注的,并非最终签署多少文件,而是能否向国际社会释放维持对话、管控分歧及避免局势升级的积极讯号。
正因如此,将深圳APEC与雅尔塔会议相提并论,本身便存在明显的历史错置。雅尔塔会议召开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际,当时欧洲原有秩序濒临瓦解,大量地区出现权力真空,主要战胜国凭借压倒性的军事优势主导战后安排,其本质是一场围绕权力分配和势力范围重整而展开的大国协商。
今天的国际环境则截然不同。经过数十年的全球化发展与国际制度建设,联合国体系、国际法规则、区域合作机制以及全球市场网络已成为国际秩序的重要支柱。世界权力结构亦由冷战时期的两极对立逐步走向多元互动和相互依存。即使是最具影响力的大国,也难以像二战结束时那样单方面决定全球政治走向。无论从历史背景、权力结构还是治理模式而言,当前世界都与雅尔塔时代存在根本差异,以“雅尔塔2.0”概括深圳APEC,显然既不准确,也容易误导公众对国际政治的理解。
二战废墟难比多元当代
强权分赃背离中国记忆
更重要的是,相关论述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中国从来不是雅尔塔体系的受益者。在中国的历史记忆中,雅尔塔并不代表平等协商和共同治理,而是强权政治主导国际事务的一个典型案例。当年涉及中国利益的重要问题,很大程度上由大国之间协商决定,中国对相关安排的影响力十分有限。从这个意义上说,雅尔塔体现的并非中国希望追求的国际秩序,而恰恰是中国长期批评与反对的国际政治逻辑。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始终强调国家不分大小强弱一律平等,主张国际事务应透过协商合作处理,而非由少数强国垄断决策权。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支持多边主义,从推动全球治理改革到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其核心理念均在于提升各国参与国际事务的平等性与代表性。无论外界对相关理念持何种立场,都很难得出中国有意透过主办一场国际峰会重建势力范围政治的结论。若认为中国会以深圳APEC推动所谓“新雅尔塔模式”,不仅与中国长期宣示的外交理念相矛盾,也缺乏充分的现实依据。
某种程度而言,“雅尔塔2.0”的论述更反映出部分西方舆论仍然受到冷战思维影响。在这种思维框架下,国际关系被简化为非胜即败的零和竞争,国家之间的合作被理解为利益交换,大国之间的接触被视为权力交易,外交对话则被诠释为势力范围的重新划分。然而,21世纪面对的许多重大挑战,早已超越传统地缘政治竞争的范畴。
无论是气候变化、全球公共卫生、金融稳定、能源安全,还是人工智能监管与数字治理,都需要各国共同参与和协调应对。即使主要国家之间存在竞争与分歧,也无法否认彼此在众多全球议题上仍然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在这种背景下,大国之间保持对话不应被视为异常现象,而是维持国际稳定的必要条件。将正常的外交互动解读为“瓜分世界”,既无法反映当代国际政治的真实面貌,也容易忽视国际社会对合作与稳定的客观需求。
冷战滤镜误读正常外交
全球挑战亟需多边协商
事实上,中国近年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其重点均放在发展合作、互联互通及共同发展,而非建立排他性的势力范围。无论这些倡议最终成效如何,其政策逻辑均围绕发展与合作展开,与雅尔塔时代以地缘政治分割为核心的大国权力安排存在本质区别。
如果说深圳APEC确实具有某种特殊象征意义,那么这种象征显然不在于大国重新分配权力,而在于向世界展示中国改革开放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历程。深圳由昔日的小渔村发展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城市,本身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缩影。其发展历程不仅反映了市场改革、科技创新和对外开放所带来的巨大变化,也展示了中国由融入全球经济体系逐步走向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历史进程。
作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改革开放窗口之一,深圳所呈现的是创新驱动发展、区域合作以及高水平对外开放所创造的成果。选择深圳作为APEC举办地,不仅具有经济与地理上的优势,同时亦具有鲜明的发展象征意义。相较于外界热衷讨论的大国博弈叙事,深圳所传递的信息更接近发展、开放、创新与合作。
因此,若将深圳APEC简化为大国权力角逐的舞台,未免失诸片面。比起猜测国际权力版图是否出现变化,更值得关注的是各方能否围绕经济复苏、科技发展、区域联通以及全球治理等议题扩大共识。在国际环境不确定性持续上升的当下,如何稳定市场预期、降低地缘政治风险,以及为未来合作保留空间,显然比构想一场并不存在的“新雅尔塔”更具现实意义。
改革窗口展现现代奇迹
深圳时刻取代霸权博弈
正因如此,深圳APEC与雅尔塔会议在本质上根本属于两个不同时代的产物。前者关注的是发展、合作与全球治理,后者处理的则是战后权力安排与安全秩序重建。前者反映的是相互依存和多边协商的现实需要,后者则反映特殊历史条件下的大国权力分配。二者无论在背景、目标还是制度意涵方面均缺乏可比性。
因此,与其执着于深圳APEC是否会诞生所谓“雅尔塔2.0”,不如更理性地思考其真正价值所在。在当前国际局势充满不确定性、地缘政治风险持续上升的背景下,能够为世界主要国家提供接触和沟通的平台,本身便是一项重要的国际公共产品。深圳APEC未必会创造震撼世界的历史时刻,但只要能够促进交流、增进互信、管控风险,并为未来合作保留可能性,其现实意义已不容低估。
从这个角度看,深圳APEC既不是新雅尔塔,也不是大国分配利益的舞台。它所体现的,恰恰是当前国际社会在竞争与分歧之中仍然寻求对话、合作与共同发展的努力方向。面对充满挑战与不确定性的世界,国际社会真正需要的不是另一场雅尔塔会议,而是更多能够促进互信与合作的深圳时刻。
作者李颕彰是执业律师,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博士候选人。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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