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3日，现届立法会会期正式结束，新一届立法会换届选举提名期明天展开。香港由乱及治后的议会有序交替，但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国，正在上演截然不同的政治闹剧——自10月1日开始，截至昨天，参议院第12次否决共和党提出的临时拨款法案，导致联邦政府继续停摆，目前有约140万名公务员被迫休假或无薪工作。这两个场景形成强烈对比，为行政立法新关系的“良性互动”带来不少思考：它仅仅是议会的相敬如宾、法案的顺利通过吗？还是应当包含更高层次的、对特区治理改革的共同承担？

华府的停摆，早已不是新鲜事。这次僵局的根源，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晰地暴露了其政治体制的系统性败坏。执政的共和党和在野的民主党为了医疗补贴等议题，将国家预算当作政治筹码，但背后的政治分歧并非实实在在的政策辩论，而是水火不容的“部落战争”。当对手即是敌人，原本为防范暴政而设的制衡机制，异化成瘫痪政府的有力武器。

这种困境并非美国独有。在台湾，2024年大选后的“朝小野大”格局，同样导致府会激烈对峙，预算、人事案寸步难行，甚至催生了席卷30个选区的“大罢免潮”，将民主问责工具变成了党同伐异的武器。台湾也好，美国也罢——它们的“民主选举”曾让不少香港人趋之若鹜，但相信大家越来越无法否认这样的事实：一个缺乏基本政治共识、以“零和博弈”为底色的分权体制和政党政治，必然走向治理的失能和社会的内耗。

回望香港，我们对此绝不陌生。在2021年选举改制之前，泥浆摔角的政治困局正是这种对抗模式的缩影。在“政府有权无票，议会有票无权”的结构性矛盾下，加上建制泛民的二元对立，行政立法关系从回归初期的磨合，演变为长期的功能失调，更不时沦为“斗兽场”。但不同党派的政治分野，并非基于具体的价值取向和政策纲领，而是简化成为对于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立场的身份对垒，与美国愈发失控的的“政治极化”似曾相识。

2019年的修例风波，正是政府失治和议会失效的必然恶果。中央随之出手制定《香港国安法》、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修改各级选举制度，冀能根除对抗政治的土壤。从现届议会的表现来看，无疑已经达标——议会不再瘫痪，高效通过将近130条政府法案，较上届同期超出60%。当然，正如社会一些意见所指，我们需要警惕钟摆从一个极端荡向另一个极端，因为一个对政府政策盲目照单全收的立法机关，并非良政善治的理想体现。

立法会换届选举即将开启，中央港澳办已透过“港澳平”文章表达期许，希望选民积极投票，为香港选出更加爱国爱港、更加热诚服务、更加勤勉工作、更能履职尽责、更加年轻专业、更具创新活力、更加清正廉洁、更有良好操守的立法会议员。特首李家超也先后在不同场合呼吁选民履行公民责任，选出有能力、有抱负、有热诚、做实事的立法会议员。

这对新一届立法会议员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他们不能再满足于过去那种口号式的政治表达，而必须具备深入研究政策、审核预算、洞察民情的专业能力。同时，这也对行政机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政府必须以开放和谦逊的姿态，视立法会的监督为完善施政的宝贵资源，而非妨碍行政效率的极大阻力。面对议员们的质询，不能满足于言之无物甚或顾左右而言他的回答，而应提供详实的数据与理据；对于建设性的批评，更应从善如流。一个真正“行政主导”的政府，其自信应来源于政策的质量和民意的支持，而非议会的沉默。

当华府的政客还在为党派利益而让社会陷入内耗，香港已经摆脱了那条老路。我们选择了秩序与效率，并不意味我们要放弃监督与问责。告别对抗只是第一步，建立起既相互配合又有效制衡的、既超越私利又务实问政的行政立法关系，才是“良政善治”的真正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