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元旦，瑞士克朗-蒙大拿（Crans-Montana）一场造成40人死亡、逾百人受伤的大火，让远在数千公里外的香港，看见一种久违的对于权责的谦卑和敬畏。灾后五天，市长Nicolas Feraud没有把责任全数推给酒吧违规或喷火烟花，而是率先向公众坦承内疚：“我们深感抱歉。我们未能收到任何迹象显示检查工作没有进行。”反观香港，尽管我们设有鼓励“道歉”的《道歉条例》、尽管特区官员的专业程度绝对不输瑞士，但面对宏福苑火灾揭发的治理弊端、面对受灾居民和香港市民的失望难过，一些人的字典里却很难找到“对不起”这词语。

2025年11月26日，大埔宏福苑一场烧了43个小时、夺走至少161人生命的五级大火，成了这座小岛永远的痛。灾后至今，我们看见了高层次的指挥、高效率的善后、高规格的悼念和高标准的调查；然而，在公众非常期待的“问责”环节，却出现一种反差不小的对比。

消失的道歉

廉署与警方雷厉风行，揭发宏福苑维修工程的承办商如何利用廉价、不阻燃的围网“鱼目混珠”，以及整个建筑工程业界长年为人诟病的贪腐问题。面对这些匪夷所思的监管真空，负责监管的发展局和房屋局等官员，至今仍然没有任何人向灾民和市民致歉。

有趣的是，火灾后唯一公开道歉的人，竟然是香港理工大学建筑环境及能源工程系副教授黄鑫炎。他为自己把火灾成因指向竹棚的推测不够“科学”，以及误传“深圳消防车到港支援”的消息，两度公开道歉。作为学者，他意识到自己有责任在发表评论时应秉持事实和专业，相反一些本应守护居民安全的政府官员，却对自身责任保持着不该有的沉默。

程序的盾牌

这种“拒绝认错”的文化，在天水围天恩邨母子堕楼悲剧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一对患有精神疾病的母子，因为被指申请公屋时未如实申报资产，在一套僵硬的官僚程序下收到了迁出通知书，最终先后走上绝路。房屋局局长回应事件时，足足用了九分钟来辩护房屋署如何“情理兼备”、“人性化”、“完美”地执行了既定程序。在局长的话术下，程序册中的每一个步骤都已执行，责任链上的每一个人们都已尽力，所以什么后果都与政府无关。

当“大家都没有做错”，结果却是“两条人命没了”，那么责任谁属？难道是那两母子自己想不开吗？在官员心中，只要做到“程序正义”，就不用为“结果不公”负责；但在市民眼中，这种“制度性的麻木”，有时候比“错误”本身，更让人难受。如果官员能够稍微放下一些“专业不谬”的包袱，能够看到程序以外的“考虑不足”、“决策不周”——相信这种敢于承担的勇气，会比坚称“情理兼备”，更能赢得市民的会心一笑。

精神的胜利

“跟足程序”的不愿意道歉，没有“跟足程序”的也有精神胜利法。讨论近30年、对环保生态举足轻重的“垃圾收费计划”，在2021年经立法会通过后用了三年时间筹备，原定2024年4月1日全港实行，但突然变成“先行先试”，翌月更宣布全面暂缓；至去年9月23日，环境及生态局以“维持暂缓”为政策划上句号。局长不但没有承认失误，反而表示“已经尽力履行责任”、在争议中成功提高市民减废意识，所以效果“差不多达到”了。

这种拒不认错、甚至还要“领功”的姿态，让不少市民在惊讶之余，只能无奈苦笑。面对公帑的虚耗和生态的危机，都换不来一句真诚的“我们在预判与执行上确实有误”，而普罗大众还反过来要为政策的无法落地“背书”，被写进“顺应民意”的政治剧本里。

示弱的迷思

香港官员为何如此缺乏道歉意识？“官到无求胆自大”的前特首林郑月娥，为大家留下另一个值得好好研究分析的经典案例。她在任期末段接受传媒访问时，拒绝为2019年修例风波或2020年抗疫失误等治理失效向公众致歉，而只想向丈夫和儿子道歉，“因为他们为支持我为香港人服务的使命以及把香港建设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而作出了牺牲”。

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下，“道歉”似乎被等同于“示弱”，有悖于她那“好打得”的形象。无可否认，对于深陷危机的治港团队而言，“企硬”确实可以稳住军心；可是，这也使得后来的一些官员们产生了一种极度不利良政善治的误解——以为“永不认错”才是“政治坚强”。

强政的真谛

然而，真正的强势，应该来自对权力的谦卑和敬畏。2010年上海静安大火后，时任市长韩正和市委书记俞正声的表态，至今仍是政治问责的典范。从最初的“描述监管不力”，到后来公开表示“深感痛心和内疚”，承认政府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种表达“愧疚”的话语，不但没有削弱上海政府的威信，反而推动全国高层建筑消防的改革。

不管是西式管治，抑或是中国治理，道歉都不是终点，而是改革的起点。一个敢于承认“我错了”、“失职了”的官员，远比一个始终坚持自己“没有错”的官员，更深得民心、尊重和信任。香港这个行政区再如何特别，都不应该也不可能成为“例外”。

治理社会毕竟不是维修机器，公众期待的不是永不犯错的“行政AI”，而是有血有肉、能够感受民间疾苦的领导团队。道歉的关键作用，正正在于“共情”。当官员愿意放下“不会错”的傲慢，用平实的语言道出一句“对不起”，不但不会被质疑“无骨气”，反而可以让人民感受到“被看见”的情绪价值，从而建立一种“共进退”的社会契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