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4日，湖南省长沙市浏阳有烟花厂爆炸，导致26人遇难、61人受伤。翌日，市长陈博彰代表中共长沙市委、长沙市政府向遇难者致哀，并向家属、伤者和全社会诚恳道歉：“我们感到极为痛心，无比自责。”

这份“痛感”，对于经历168人丧生的宏福苑火灾的香港市民而言，并不陌生。尽管已经过去大半年，但在最近上楼执拾旧物的过程中，仍有不少让我们心痛的画面。居民黄先生带着鲜花重回故地，大火把父亲的生日变成了死忌，他再也没有机会亲口说出“生日快乐”。何小姐虽有很多心事要向罹难的母亲诉说，但她始终无法克服心理关口上楼，因为她亲眼目睹火灾过程，而宏福苑听证会所透露的内幕，更让他们一家感到痛苦，“相信全港市民如是。”

这种“痛苦”，是任何技术调查报告都无法呈现的真实。对于官僚系统而言，这或许只是一宗已经尽力的“五级火警”，是一组多于过往的伤亡数据，是一些等待签署的安置文件；但对于居民来说，那是毕生积蓄的化为乌有，是与至亲至爱的天人永隔，是孩子内心安全堡垒的彻底崩塌。当居民控诉“好似畀钱人哋烧自己间屋”时，他们所需要的，绝不仅仅是临时金钱援助、长远安置方案、常规事故调查，更是特区政府能够直视这份痛苦。

长沙市长的迅速道歉之所以触动人心，正是因为它把“人”放在了“官”的前面，所以他们能够感到“痛心”和“自责”，知道自己没能好好守护市民安全、承认自己工作出现严重纰漏。他不但打破了官民之间那道无形的心理高墙，而且为后续的“穿透式调查”工作立下了“军令状”——也正是因为懂得“痛”，所以更加自觉担起“责”，他才会当众承诺将会“较真硬碰原则”、“完整还原事故”、“绝不模糊事实”、“绝不回避问题”。

在香港的我们，也迫切需要看见那种“痛”的流露和“责”的承担。在这座极度讲求专业、法律和程序的小岛上，官僚体系也被过度规范得像是一台毫无感情的打工机器。很多时候，不管遇到什么问题、政策出了什么差错、监管存在什么漏洞——法律顾问总会提醒“不能随便道歉，将会成为证供”，公关专家也会建议“说得越含糊，就会越安全”——于是，官员们总能在规章制度上做到满分，但在抚慰人心上仍需努力。

香港市民向来通情达理，自然明白火灾背后牵涉整个楼宇维修工程业界背后的系统性贪污腐败和监管疏漏，以及官僚体系累积多年的制度性权责不清和懒政怠政，一时之间确实难以厘清不同层级官员的责任谁属；然而，大家的善解人意，不是为了让官员毫无愧疚，而是只能相信特首李家超的承诺——待独立委员会完成调查，将会追求责任到底、破除藩篱改革。但愿在真相大白之前，主事官员们的一句真诚道歉，不会让市民等太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