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屋委员会于2005年分拆公屋商场和停车场并将之证券化为“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的“领展”（前称“领汇”），日前（7月6日）宣布以900万年薪及5,100万元奖金，聘用连成德（Neil Slater）自明年7月起出任行政总裁。

连成德现任欧洲最大零售房地产营运商Redevco的行政总裁，明年7月3日加盟领展之后，他的薪酬待遇包括：基本年薪900万元、短期保证奖励1,350万元、一次性签约奖金1,350万元，以及2,400港元的长期奖励合共6,000万元。可见领展出手相当阔绰。

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一年前的“裁员潮”。去年7月，领展表示，为应对充满挑战的营运环境，正在精简少量职位（市传60个，约占本地员工总数的5%），“确保一分一毫的支出能为基金单位持有人带来最大回报”。时任行政总裁王国龙甚至以“种花须修剪才能生得好”作喻。更加讽刺的是，同期领展却向管理层派发市值超过2亿元的股票奖励。

事实上，领展向来被批评“肥上瘦下”，即对高层和董事派发过于丰厚的薪金和奖金。领展主席欧敦勤则称，连成德的薪酬“明显低过前任”前任行政总裁王国龙。据统计，有“打工皇帝”之称的王国龙在2024年总收入高达7,809万元，仅次于长实主席李泽钜的1亿元；而他任职领展16年间，合共收取的总薪酬累计达到8.4亿元。

相较之下，连成德的薪金确实低于王国龙；然而，王国龙的薪酬之高，本来就高得极不合理。他在2009年加入领展担任财务总监，年薪不过191万元；至2010年5月出任行政总裁，总年薪即飙升至1,600万元。有论者认为，他掌舵之初，领展市值不过400多亿元，至他去年宣布退任之时，已经达到2,200亿元，所以薪酬理应水涨船高。乍听之下，这套说词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却抽空了领展本身是靠房屋委员会低价分拆公共资源成家、随后又靠不断提高商铺租金并且以高价变卖有关资产等起家的历史背景。

2004年，政府为解决房委会的财政赤字，将其辖下180个商场、街市及停车场打包上市，成立领汇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然而，这些资产原是以公帑兴建、服务基层的公共设施，政府却以“释放资产价值”为名，拱手相让予资本财团。20多年过去，领展的资产由上市初期的330亿港元膨胀最高2,200亿港元，更在2019年达到99.8港元的最高股价，较其上市之初的10.3港元几乎翻了10倍。当年以“解决财赤”之名贱卖的公共资产，成就了今天香港最大型的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但政府和纳税人对它的千亿资产却没有任何话语权。

领展最具争议之举，基层市民感受最深。领展接手翻新屋邨商场后持续大幅加租，导致大量小商户难以为继续承租离场后，则引入不少连锁商店，变相擡高居民生活物价。慈云山街市被翻新得“美轮美奂”之后，有居民慨叹：“我们基层的屋邨，是否需要一个那么堂皇的街市？”天水围“茶皇殿”近日结业，负责人控诉领展执行“高利润、赶小户”的铁血政策。领展也将半数街市外判予承包商，承包商身兼管理者和档主，一边向其他小商户收取高额租金，一边让自己的档口占据最有利的位置和最低的成本，形成不公平竞争。

往届政府不是没有想过解决。2016年，时任特首梁振英直指领展不是发展商，理应具有“独特的社会责任”，满足公共屋邨租户的需求；另外，据称时任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也将领展视为本港“三座大山”之一，更豪言不介意政府在必要时跟领展打一场官司。可是，批判归批判，行动归行动——最终仍是碍于“政府难以干预商业决策”而束手无策。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过后，量化宽松政策大行其道，大量热钱随之流入香港股市和楼市，导致资产泡沫连续10多年被推高至疯癫位置。在此背景之下，依靠翻新、重组商场租户组合来提升物业价值，并在合适时机出售再套现以投资更高回报的项目的领展，市值自然随之疯涨，而自诩带领了领展取得骄人成绩的管理层们，也“顺理成章”获得疯狂分帐。

领展今日的乱象，归根究底是公共资源私有化后，监管几乎陷入真空。林郑月娥所谓“三座大山”看似性质各异：领展是资产私有化、港铁是服务外判、强积金对冲是制度妥协，但实质都是政府将公共责任推向市场、任由商业逻辑凌驾于社会福祉之上所衍生的问题。

这场源于1980年代后期为追上“新公共管理”理论导向的公营部门改革潮流，旨在将公务员改造为“管理者”而非“行政者”，从而将公共服务“非政治化”，但从实践经验来看，由于当局把大量公共服务连带基本责任都外判给予需要自负盈亏的公共机构或私营企业，不仅养成了剥削民生的“商业巨兽”，也极度简化了“政府”与“市民”的关系，导致今天部分公务员为民服务意识薄弱、政治责任认知不足。是时候重新检视私有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