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5日，高等法院法官李素兰判处一名虐待五岁次子致死的单亲母亲入狱22年时，用了“漫长而冷血的毁灭”来形容这场悲剧。近130处伤痕、只有9.7公斤重、长期挨饿三个月——残忍程度超乎想像，令人悲愤不已。涉案母亲被法官怒斥“泯灭良知”，重判也是罪有应得，然而，这个社会尤其社福部门，绝对不能为此感到心安理得。

涉案母亲的行为，绝对没有任何开脱的余地；社会对于悲剧的愤慨，绝对应该，也完全可以理解。只是，大家也别忘了，她是如何一步步地走上那条不归路——

贫穷、吸毒、单亲、怀孕、独自照顾三名幼子、次子需要特殊照顾、曾向友人表达照顾无力和厌恶——她的处境，几乎集齐了所有随时崩溃的高风险因素。在长期的孤立无援、经济匮乏、育儿压力和毒瘾折磨之下，这个本就处于社会边缘的弱势个体，逐渐丧失了基本的理性、母性和人性，并将最残忍的暴力倾泻在最无法反抗的五岁次子身上。她确实是极为冷血的罪魁祸首，但在某种程度上，她何尝不是被所谓“安全网”所漏掉的可怜人？

案发于2022年9月，那时香港刚刚经历了有9,500病患死亡的新冠病毒第五波疫情，整座城市都被低气压所笼罩，很多基层都因经济萧条而“手停口停”；那时《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还没有被提上立法日程，幼稚园缺课通报机制也没有被当作一回事，社会福利署负责跟进的社工更没有太多的警觉意识——所以，即使被虐致死的男童连续两年在幼稚园的出席率低至只有四分之一、即使恢复实体课堂之后他已没有回校上课、即使社工曾经三次探访甚至在男童离世之前也有所接触——他们全都没有察觉异样，也都没有严肃看待。

连法官也在判词当中表达，实在难以置信社工为何未有发现受害男童的瘦骨嶙峋和营养不良。她更忍不住感慨，有关人员若能及时察觉不妥，男童本应可以避过一劫。

可惜没有如果。事实上，这种虐儿惨剧，香港并不罕见。2018年，五岁女童临临遭亲父和继母长期虐待致死，全港齐声鞭挞，高呼“保护儿童”，政府承诺跟进；2019年，22个月大女婴Heiley被父母友人残忍对待致死，大众再次痛心疾首，促请从速“保护儿童”，政府同样承诺跟进。然而，每当悲剧落幕，法庭给予重判，讨论热度退去，社会就会回归平静，当局也没有什么后续，直到下一宗震撼人心的惨案再次占据各大媒体的头条。

那种“关注—悲愤—重罚—遗忘”的循环，正是过往无法根治虐儿问题的根源。不过，这宗悲剧发生之后，翌月发表的《2022年施政报告》承诺全力推进立法工作；而在当下，防虐机制也已陆续补上一些关键漏洞。《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终于今年1月正式生效，为教育、社福及医疗界别的专业人员订立了强制举报的法定责任；“一校两社工”和幼稚园缺课通报机制的认真落实，也促使学校尽可能及早发现问题。更值得一提的是，今年6月，一对主张极端个人主义的“非常父母”引发全城担心，保安局和劳福局迅速介入，把他们自行在家分娩的幼子Danny接走并获法庭批出保护令，如今交由社署照顾。

这些转变，证明了社会的呼声，能够推动制度的进步，为儿童提供更好的保护。然而，特区政府绝不能以为有所进展就等于大功告成，更不能就此放缓特区治理改革的步伐。

长期以来，港府政策的价值取向，都深受港英殖民政府所采取的“剩余社会福利模式”的影响。这套模式把“福利”视为“救济”而非“基本权利”，主张个人和家庭应先透过“市场机制”和“自力更生”解决生活问题，而政府只会在这些功能失效的情况下提供最基本的补助，也即提供“安全网”。这种观念之下，贫困、虐儿、家庭危机等情况的原因，都被简单当成能力不足、道德缺失、内部管教等个人问题，理应自行消化压力；而政府的角色则被限定成为极度被动的“最后救援者”，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轻易插手。

但残酷的现实告诉我们，这种“消极”和“无为”，早已无法应对愈发复杂的社会经济的深层结构矛盾。当一个基层家庭同时面临吸毒、单亲、贫困、特殊照顾以及情绪崩溃等多重打击时，单靠个人意志如何疏导不安？如何克服焦虑？如何冷静求助？如何撑过危机？

22年的重刑固然惩罚了罪恶，但陈旧观念的枷锁和事不关己的姿态，还没有被彻底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