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好、国家好，国家好，香港更好。”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多次说的这句话，在当时听起来好像平平无奇，有如老生常谈。香港经历近几年的变化，他的信念却显得愈来愈有远见、有智慧。今天我们所说的“抓紧国家机遇”、“发挥内联外通优势”、“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不也是董建华早已经说了的，“国家的发展是对香港发展的支持，为香港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本周二（9月8日）董建华安详辞世，回首其八年任内为特区扬帆启航所作出的努力，对当下香港由治及兴、以改革破除利益藩篱，意义更是深邃。

“八万五”——大概再没有更清楚、更鲜明、更具体的政策主张。董建华上任后的第一份《施政报告》，公布每年兴建的公营和私营房屋单位不少于八万五千个，在十年内全港七成家庭可以自置居所，以及轮候租住公屋的平均时间缩短至三年。后来碰上金融风暴以及沙士疫症，是本港楼市的不幸。但能够提出这样的住屋愿景，许下这样的政治承诺，香港人走过接近三十年，才更体会董建华当年之难得。

住屋愿景三十年仍在追寻

政府后来制定《长远房屋策略》，每年更新需求推算，将十年供应目标定于四十多万个单位。但董建华早在上任之初，不是已经提出制定较长远的十年规划大纲，逐年订出往后五年的具体批地计划？“要确保每年有稳定的楼宇供应，以及更加准确预测日后的供应量，才可以把物业价格维持在合理水平。”房屋从来都是市民的基本生活需要，楼价本来就不应该大起大落。提出发展新界西北、新界东北，把合适的农地和工业用地重新规划、兴建房屋，董建华三十年前的想法，称得上是现在北部都会区、重整和释放棕地的先驱。

五年规划、着眼长远发展、从宏观大局出发⋯⋯董建华毫无疑问也是先行者、实践者。首份《施政报告》提出在白石角发展科学园，现在看来犹如“超前部署”。董建华成立策略发展委员会，分析的不是三、五、七年，而是在未来三十年可能影响香港的发展趋势，包括贸易投资全球化的影响、科技发展新动向、全球人口老化问题、国家的经济改革路向等。他又邀请了科学家田长霖出任创新科技委员会主席，目标是使香港成为发展及应用资讯科技的全球首要城市，尤其是在电子商业和软件发展上处于领导地位。今天北部都会区以“国际创科新城”为定位，河套香港园区、新田科技城与深圳科创园区产生协同效应，既印证了董建华当年的“创科梦”方向正确，同时也折射出香港是如何错失先机，以致现在要加倍投入来追落后。

北都创科印证“科技港”远见

由“八万五”、科技港到中药港，董建华的愿景在部分人眼中或许只是空洞的口号，但其施政绝非“离地”。政策主张从来都不是目标，而是方法，造福于民、令香港人分享到发展成果，才是施政的目标。这是为什么他认为要发展知识为本的经济，创造高增值的就业机会，提高打工仔女的收入，以此改善生活，彻底解决贫穷问题。这是为什么他规定所有新入职的教师必须持有大学学位和受过师资训练，全力推广母语教学，提高香港学生运用中、英两种语文的能力，甚至提出要在十年内将专上教育的普及率提升至六成。

香港人倚赖炒股、炒楼来致富、“向上爬”，现在如是，过去也如是。但董建华早已经断言，“经济增长不能过分倚靠资产价格膨胀”。不论是炒股或是炒楼，泡沫经济在危机时期往往不堪一击，物业价格水涨船高也直接令香港成为了世界上营商成本最昂贵的城市之一。香港经济的结构问题，在金融风暴之后本来就应该正视、根治。“香港要再创繁荣，必须有更广阔的经济基础，更多利用科技和创意，提高本港产品与服务的价值。”——董建华的愿景若然未能实现，新加坡、深圳、上海等其他城市在这三十年间如何超越香港，应该至少也给了我们一个“如果”的想像。

改革未竟如今急起直追

“政府内部的规划和统筹工作，也需要彻底改革”、“教育改革是长期的事业”、“香港必须实施改革，才能够继续提供优质医护服务”⋯⋯董建华可能是历任特首之中，最强调“改革”的一位。改革当然不容易，来自公务员团队的阻力、政务官的不合作等，在在都令其政策主张难以切实执行。再加上金融风暴、沙士疫症以及廿三条立法工作而衍生的政治争议，董建华之任期未满八年就戛然而止，他当时想必带着唏嘘。对于香港，种种改革未竟全功，房屋问题变本加厉，创科产业仍然要急起直追，教育制度面对人工智能的冲击，这同样叫人无法不思考，历史如果有“如果”的景象。

“我希望日后历史对他的评价，会较许多市民近年对他的评价为佳。”董建华辞任行政长官后，时任行政会议成员兼立法会议员陈智思说，“他确认了香港有必要进行艰苦而漫长的改革⋯⋯这些改革是必须进行的，而日后亦有必要继续进行。终有一天，我们必须进行这些改革。”随着董建华于周二离世，享年89岁，历史已经作出了评价——正如曾为其行会召集人的梁振英所言，他“高瞻远瞩地谋划香港的长远发展及解决深层次民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