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非常尊敬的政治家，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昨晚安详离世。这不仅是一位勇于破局的改革家、赤诚的爱国者，更是一位在事业上砥砺前行，坚守承诺的企业家。

回首改革举措
更见高瞻远瞩

我曾有幸多次向董先生请教，聆听他细述主政香港时期的挑战。这些洞见在今天依然可以为香港提供启示，亦为我推动《香港01》发展，积极倡议改革给予了宝贵的指引。对他的离去，我深表哀悼，愿董先生一路走好，香港人将永远怀念他。

无论是事业上的颠簸，还是主政香港时的风浪，董先生都能够沉稳应对。即便在行政长官任期的最后阶段，他依然以一颗赤子之心坦然面对。回归近三十载，香港历经起伏。然而，回首董先生任内提出的改革举措，我们更能感受到他的高瞻远瞩。遗憾的是，包括中央政府在内，香港的精英阶层过度追求回归过程的“平稳”，忧心任何程度的变革都会打破社会安宁。殊不知，对港英管治缺失的妥协，以及对官员避谈改革的纵容，反而让香港社会的深层次矛盾持续累积，社会冲突最终还是难以避免。

如果坚持改革
香港大不相同

无论是创科产业、住房建设、发展新界土地，还是建立主要官员问责制，这些香港政府今天重申的施政重点，都是董先生曾经提出以及积极落实的倡议。作为企业家，他敏锐地洞察到，香港看似风光的表象下，经济社会早就需要彻底转型。他当年推出的房屋政策虽被视为“激进”，实则是纠正经济结构扭曲的良策。如果当时能够有效落实，香港今天不至于深陷高昂生活和营商成本的困局，亦得以保持核心竞争力。

作为“主要官员问责制”的首创者，董先生对团队的要求极严。当时的财政司司长梁锦松因为预算案公布前错误购置车辆而主动辞职，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因为《基本法》第23条立法引致社会不满而黯然下台，卫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长杨永强因处理非典疫情不善而离任，这种政治气度和担责精神后来已经很少再现。今天大家期盼的官员问责文化，却曾经被社会理解为政府工作不力。如果问责制坚持下来，今天的官场生态会更符合市民的期待。

铭记破局魄力
学习中庸之道

董先生是香港尝试走上创科路的先行者。可惜的是，受制于香港部分企业家的短视，加上传统地产金融行业的垄断，创科曾经沦为股市炒作的题材，数码港被扭曲为地产项目。曾经借助互联网热潮获得暴利的资本，在利用完市场亢奋后拂袖而去，让香港仅存的创科想像瞬间沦为笑柄。当我们重新捡拾起创科规划，必须牢记董先生当年的魄力，持之以恒，切勿再让短期资本的起落打乱经济转型的定力。

董先生在国家发展中持续扮演积极角色。凭借家族业务的经验，以及在国际事务中的极高诚信，董先生一直参与推动国家加强国际交往。在一次国际会议中，我曾亲耳聆听他坦诚分析中美关系，其深刻见解完美演绎了中国传统政治智慧中的“中庸之道”。就像他处理香港事务时抱持的从容，他深信国与国之间更是需要相互尊重，才能互利共赢。他与前美国总统卡特当时的对话，曾让我一度以为中美之间或许能避开如今相对动荡的格局。

浮躁年代导师
光明磊落退场

董先生的最大贡献，无疑是他为香港顺利回归和“一国两制”顺利实践提供了极佳的引领。作为衔接两个历史阶段的关键人物，他优雅而体面地完成了这一重大的历史转折，确保了中英两国就香港治权移交的顺畅，没有留下一丝遗憾。任何人都不应该低估回归过程背后的复杂政治环境，尤其是面对末代港督的种种政治算计，董先生能完成顺利过渡，必然需要坚毅的定力，更要求他有过人的才智。

一些人曾认为董先生的离任是尴尬的，我却恰恰认为，这正彰显了他的光明磊落、大公无私。当他认为是时候坦然交棒，就洒脱离开。不介怀个人名利，不拘泥一时争议，这正是中国人尊敬的君子。董先生在浮躁年代出任了香港的导师，更是引领香港在惊涛骇浪中稳定航向的舵手。香港不需要急功近利或投机取巧的政客，相反，香港需要的是看得远、坚毅不拔、迎难而上的政治家，董建华先生正是这样一位政治家。

在国家成立70周年时，国家主席习近平更是为其颁授国家最高荣誉的“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奖章，实至名归。我们将深切怀念这位长辈，香港应该对这位首任行政长官致以崇高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