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品海|与“港澳平”探讨香港的改革
宏福苑事件以比较平静的结局完成了过渡:行政长官在火灾后展现坚定的问责态度,在记者会上率领相关高官鞠躬致歉,灾民得到合理安置,大型问责行动陆续展开。政治问责官员被追责的程度或许低于市民期望,但终究有局级官员承担了责任,社会再次表现出对政府的宽容。
但“宽容”未必代表“信服”。官员们应该反思:这是做得好,还是侥幸过关?众所周知,经历撕裂之后的香港,无论市民对政府有多不满,也不希望因为火灾再次被人利用激发争议,所以采取更激烈批评的意愿不大。然而,即使社会“吞下”火灾致168人死亡、千余个家庭失去家园的冲击,但那股长期累积并且曾藉不同施政风波随时爆发的躁动并未减少,任何管治者都无法就此宽心。正如2012年国教事件、2014年占中、2016年旺角骚乱过去之后,社会并未真正平静;当政府误以为可借“一地两检”顺利通过的“余威”硬推《逃犯条例》的修订,星星之火便成燎原之势,最终需靠中央“进场”摆平乱局。
政府称职与否不能靠排行榜
行政长官和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最近多次提及香港政府是称职的(Good government),估计是对“政府不称职”评价的反驳。但市民心目中的印象不可能靠几句说话或某些排行榜就改变,用行动证明才是最有效的。问题是:政府是否准确掌握社会和政府之间的不信任,以及市民对各种政策的不认同?从一些施政争议来看,情况不容乐观。究竟是政府的触觉不灵敏,市民的要求过多?还是官员们视而不见,在摆官僚架子?这或许才是更需要研判的。
治理需要改进,不表示政府做得不好。大多数人认可中央政府的治理成就,但它依然不断深化改革。中央三令五申,香港这一届政府已经感受到了改革的迫切性,所以能够推动网约车合法化、敢于推动医委会大幅度改革、在处理宏福苑灾民居住的问题上动作果断。不过,在其他重大议题面前,部分官员仍然保留着一丝惯性的傲慢,难以对改革建立深刻认识——特别是对为什么改革、如何改革,依然存在意识混乱。
香港回归30年,治理的情势愈发复杂,治理主体的责任也愈发重大。即使是中央,也在不断调适、改进对“一国两制”的实践认识。历史上没有国家实行过“一国两制”,它的实践必然充满挑战。然而,在挑战背后,同样看得见的是机遇和制度优势。由于国家的快速发展以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香港的挑战变得更为尖锐、机遇更为清晰、优势更为明显,但香港社会看似没有完全掌握。2019年的骚乱就是这种挑战的现实展现。中央帮助香港快速制定《香港国安法》,推动香港完成耽搁20多年的《基本法》第23条立法,“一国”的优势在此发挥了作用。香港终于认真对待“北部都会区”的发展,明白政府的治理思维和香港的产业格局必须改变,掌握到融合发展为香港提供的转型机遇。
“港澳平”指“刮骨疗伤”才能破除顽疾
宏福苑火灾调查报告公布当日,中央港澳办网站转载署名“港澳平”的文章,肯定香港政府“严肃问责勇担当,聚力改革向前行”,并且指出唯有“刮骨疗伤”方能破除体制机制的深层次问题。文章既体现了中央对港府善后工作的鼓励,也为后续的治理改革提出了极高的标准和期许。
文章多次提出香港正在“深入推进改革”,“不断深化治理改革”。根据香港的实况,无论局部还是全局改革、政策还是制度改革,包括行政长官所指的“文化改革”都是必须的。然而,特区政府在落实中央期许的过程中,切忌将“改革”简单理解为口头表态、表面处分、流程修补。如果有人以为香港已经大步走在改革路上,或者满足于今天的“成就”, 那无疑是对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经历的轻蔑,也误解了中央对香港推动系统性改革的严肃要求。
“港澳平”认为,“三个层面的追责、问责、责任承担严肃认真,亦实事求是、责罚相适,有效回应社会关切,充分体现了负责任政府的担当和勇气”,并判断火灾“主要原因是承建商和工程顾问等的违法违规行为,同时特区政府有关监督部门存在不足和缺失”。从稳定大局的角度出发,中央对港府的“肯定”,完全可以理解;但站在特区的角度,真的以为政府的监督只是“次要责任”?甚至以为如此问责已算做得不错?那是错误理解中央的体恤。毕竟目睹熊熊烈焰吞噬168条人命的香港市民,难以认同这已达到“责罚相适”的标准。
香港市民在“调查报告”出来之前就知道监督部门的不足和缺失,深知建造业在这类工程中长年用“围标”手段伤害居民利益。警钟早就响起,政府却视而不见,市民也无可奈何。如果不是火灾导致大量居民死亡,工程很可能照往常一般草草完成。与其说“实事求是、责罚相适,有效回应社会关切”,“港澳平”若能鼓励特区政府“实事求是,鼓起勇气认真检讨自身工作,积极推动改革,提升市民和社会对政府工作的信任”,或许更加符合香港社会的期望。
文章又指出:“楼宇维修制度漏洞及政府部门监管权责不清等问题,很多是长期积累的弊病,不少问题在回归前就存在,是体制机制的深层次问题,唯有‘刮骨疗伤’、深化系统性改革才能破除顽疾。”早在2005年,时任总理温家宝就提出香港“仍有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未得到根本解决”;2019年,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决定》亦提及中央支持香港“着力解决影响社会稳定和长远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2022年,中共二十大报告更首次将“破解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写入全国党代会的政治报告,说明中央对香港困局作出了定论。
谨慎不是和稀泥、鼓励不是纵容
香港人或许不习惯用这种语言描述经济社会困局,甚至不明白其中的意涵,如何“破解”更是一头雾水。被视为传递中央对港澳问题立场的“港澳平”,既然提出了“刮骨疗伤”的标准,相信“深化系统性改革才能破除顽疾”,应该不至于认为宏福苑火灾的后续安排已经符合这个标准;或许他是再次提醒特区政府,真正考验“香港当家人”和“第一责任人”的破题才刚开始。
现届特区政府确实更能妥善处理各种突发事件及施政风波,但还不至于是“刮骨疗伤”。政府高层一起向社会鞠躬致歉是突破,比过往更高效完成报告、据此推进最大规模行政问责,这些全都值得肯定;但事件发生后未能及时进行政治问责,这也确实欠缺一定的政治自觉,有待改进。诚如“港澳平”所言,既然楼宇维修制度漏洞和政府部门权责不清是长年弊病,那些在官僚体系服务多年的问责官员会一无所知吗?既然是“政治”问责,理应根据组织和机制设计,就能判断哪些司局级官员应该承担责任,还需要等调查报告吗?
香港实行“一国两制”,中央在处理香港问题上应该谨慎,但这不等同容许特区政府在各种利益之间和稀泥;中央鼓励香港推动改革,为其学习改革预留时间和空间,但不等同纵容社会早就不满的治理弊端;对于绝大多数官员,改革时或许要照顾团队士气,但这不等同掩盖怠政懒政的事实;香港要优化营商环境,但不等同忽视深层次矛盾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的伤害;改善经济产业结构是大事,但不等同将民生放在次要位置,盲信“滴漏效应”能够惠及普罗大众。
有人或许认为香港实行“一国两制”,不应将内地的问责方式应用到香港;有人甚至质疑若中央在处理香港事务时比以前更为强势、要求香港严厉问责,这是否意指“港人治港”在倒退。我完全不同意这类观点。在犹豫不决的治理文化面前,中央适时推一把,那是对香港负责,是体现“全面管治权”,是在“一国”之内对特区“当家人”的提醒,绝不是越俎代庖,更不是“一国一制”。
在香港政治最浑沌时期,“自决”之说甚嚣尘上,不少人更以此为名反对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抵制香港制定维护国家安全法例。纵容这种思潮的结果,就是为社会骚乱埋下种子。同理,特区在治理改革面前,面对一些口头上说改革、事实上却拖泥带水、口是心非的消极推诿,中央也应该严肃纠正。任何人若利用法律法规和官僚行事程序作为应付改革的“挡箭牌”,行政长官和立法部门就应该行使权力堵塞漏洞、加以完善。宏福苑的教训不能再重演,香港必须旗帜鲜明地改革,全面检讨原有的政策和制度,包括重构各种施政机制——需要立法的立法,需要报请中央的就动手写报告,绝不怠慢。在骚乱之后和疫情期间,中央和香港政府都曾经表现果断;今天在阻碍改革的人事和制度面前,更是应该迎难而上。
“改革的胆子再大一点”
1992年邓小平“南巡”的多个讲话,以及中共十四大之前国家在改革与否和如何改革方面曾经有过不少争论,它们都非常值得今天的香港参考借鉴。1989年“六四风波”过后,新组成的领导集体对是否持续改革开放犹豫不决,甚至激烈争论改革开放究竟是“姓社姓资”;而支持改革的绝大部分人那段日子寝食难安,不知道中国的前进道路会否出现转折。
针对邓小平的讲话,当时上海的《解放日报》和深圳的《深圳特区报》就发表过多篇评论文章,支持他要求中央坚持改革路线。邓小平在前往深圳途中甚至讲过“现在谁不改革,谁就下台”,“我们的领导看上去像是在做事,但他们没做任何有用的事”;他在深圳期间更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一贯穿改革开放历史的至理名言。1992年2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改革的胆子再大一点》,总结了争论,全国掀起全面落实南巡精神的热潮。中共在稍后召开的十四大正式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改革目标,巩固了源自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为之后数十年中国和平崛起奠定了坚实基础。
今天的香港,或许同样要讲“改革的胆子再大一点”:在坚持“一国两制”的前提下,大胆学习内地的改革经验和魄力。香港没有《人民日报》,但社会估计会欢迎“港澳平”扮演这个角色,公开呼吁香港政府“改革的胆子再大一点”,参考当年中央二号文件的用语,指出:“香港不改革,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香港的政治沟通和舆论文化同内地不一样。政府官员不习惯积极引领社会舆论,不习惯内地讲政治的文化,只强调程序合法性,态度上更习惯“爱惜羽毛”,一些人甚至利用“程序”来回避政治承担。结果,被问责的官员不需要交代、不需要道歉,表现出自己只是替罪羊,甚至有著一丝“冤枉”。
香港舆论场的声音比较直接和繁杂,类似中央权威的声音很少出面,官方言论较为慎重,或许是害怕造成寒蝉效应。但既然今天是“爱国者治港”,只要舆论是在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内交锋,目的是为了促成香港的良政善治,就应该给予鼓励和包容。对于香港应该如何改革,是大刀阔斧还是小手小脚,不妨让众人大鸣大放;宏福苑火灾的处理方法是否恰当,同样可以让更多人各抒己见。一些人“借题发挥”、企图以灾乱港,当然应该管控、绝不手软,但不能因此判断任何严厉批评都是“借题发挥”。如果情绪来自对社会治理的不满,政府就应该深刻反省,对批评做出适当回应——严肃问责就是一种合适的回应。
两制的差异是“美美与共”
“两制”的差异不是冲突,差异的存在更不是割裂的借口,而是为“融合”创造更多想象,将“差异”转化为“美美与共”。解决两地的政治文化差异,不能教条僵化地定义“一国两制”。过去不少香港人就曾经因为片面理解“两制差异”,让香港走上“邪路”。事实上,“两制”之间完全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学习:香港的法治精神和专业制度值得内地参考,而国家治理的自我革命和问责魄力,同样是特区官僚体系亟需补上的一课。
早在宏福苑火灾发生之前,香港市民就熟悉中央如何雷厉风行处理失责官员,他们不会因为要维护两制差异,就体谅香港官员在问责面前的扭捏迟疑。反过来看,内地也绝不接受香港的有限问责模式,香港就更不能以两制差异为由降低自我要求。问题是,香港向内地学习,能否真正学到“刮骨疗伤”的精髓,就要看自己了,千万不要因为谨小慎微而“画虎不成反类犬”。香港的改革已经开始,能否真正大踏步向前,让社会感受到改革绩效,仍需中央的坚定引领和特区政府的破局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