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观点|中美俄元首齐聚深圳湾 西方为何焦虑“雅尔达”?

撰文: 01主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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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于11月18日至19日在深圳举办,这将是2022年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特别军事行动以来,总统普京首次出席APEC会议。美国白宫率先公布,总统特朗普将与普京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深圳举行三边会谈,克里姆林宫及北京随后确认。西方不少传媒随即将这场会晤称为“雅尔达 2.0”(Yalta 2.0),却又同时不想承认这个类比成立,显得矛盾而且焦虑。

1945年2月在黑海之滨的雅尔达,坐在谈判桌的是美国总统罗斯福、苏联领导人史达林以及代表大英帝国的邱吉尔。那时的西方胜战在望,手握重塑世界秩序的话语权。然而如今英国早已风光不再,只是在脱欧后的经济泥淖中挣扎,公开表明想重投欧盟怀抱。昔日邱吉尔的气魄与今日伦敦的对照,难怪西方不愿承认这是一场新的雅尔达会议。

但更令人难堪的是,坐在谈判桌上的美国代表——特朗普。在欧美主流论述中,“西方”必然与“自由民主”划上等号,是道德高地、规则秩序的化身。然而,特朗普却是民粹、专制的代名词,西方媒体根本无法将其包装成“自由世界领袖”,更难以上演“与威权对抗”的经典剧本。

再来第三个原因是,踏入21世纪以来,欧美习惯不将俄罗斯放在眼内,甚至试图透过极限施压将其逐出国际体系,“八国集团”也变成了“七国集团”。然而,他们似乎遗忘了一个基本的地缘现实,就是俄罗斯始终是联合国安理会“五常”之一,拥有否决权以及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出身东德的德国前总理默克尔未曾轻视过普京,务实交易导向的特朗普同样重视普京的力量,反倒是拜登政府低估了俄罗斯的战略底线,玩弄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可能性。乌克兰战事延宕至今,残酷地证明了俄罗斯的韧性绝非西方一厢情愿所能忽略。

特朗普跟普京直接会谈,并不是第一次,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加入,却是历史上首次。西方媒体以为北京将藉这次三方会谈,展示其与美俄平起平坐的大国地位,却完全倒置了历史与现实的因果关系。中国并不是因为受邀参加了这场会谈才成为大国,相反,是因为中国在当今世界的经济体量、地缘影响力重大,美俄才想将中国拉进这场对话之中。

将深圳会晤与雅尔达会议相比,最不应忽略的共通点是会面之际,世界正处于战火之中。1945年2月纳粹德国仍在负隅顽抗,日本帝国也还未投降;而今日的世界则深陷两场地区战火,分别在乌克兰和伊朗——亦即是普京领导的俄罗斯,以及特朗普执政下的美国,恰恰分别是当事方。在这场三方会谈中,中国是唯一没有参与战争、双手没有沾染战火的国家。

中国在2022年提出“全球安全倡议”,主张坚持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坚决反对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去年进一步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强调各国无论大小强弱,主权和尊严都必须受到尊重。没有人会忘记,沙特阿拉伯与伊朗的代表是在中国的积极主持与斡旋下,2023年于北京签署协议,同意重启大使馆、恢复外交关系,更承诺加强安全与经贸领域的合作。近期中东局势升温,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巴盖里(Ali Bagheri Kani)以及沙特阿拉伯国务大臣、国家安全顾问艾班(Musaad bin Mohammed Al-Aiban)在两周前才到访北京,分别与外长王毅举行会谈,可见中东国家对北京的信任。

对于美伊局势,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在地区穿梭访问,鼓励双方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轨道,尽早重启对话谈判以达成全面协议;在俄乌冲突上,中国一直与俄罗斯、乌克兰等各方保持密切沟通,为和谈创造条件。对于乌克兰危机,中国已经提出了“四个应该”:应该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应该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应该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应该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所以,中国同意参加与普京和特朗普的三方会谈,出发点跟APEC的本质并无二致:鼓励合作、支持合作。

APEC成立之时正值冷战落幕、全球化浪潮之际,初衷是推动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与共同繁荣,后来连俄罗斯也加入了APEC。如今APEC经济体占了全球人口四成、GDP六成,相比之下欧洲GDP占比已经跌至一成多。全球发展的重心由大西洋转移到太平洋,这才是今日深圳会晤与1945年雅尔达会议之间最根本、最时代性的不同。

这是一个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集体崛起的时代,全球南方国家正要求在国际事务中拥有平等的发言权。与此同时,人类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共同挑战:气候变迁的威胁、人工智能、互联网空间、外太空等全球治理缺失。在这样的时代,世界最不需要的就是大国对抗与地缘冲突。沿用“西方民主对抗独裁”这种冷战视角来看待世界,那么不但会对特朗普与普京、习近平的会谈感到尴尬,更只会令全球治理裹足不前,无法应对全球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