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鹿崇岗

过去二十多年，香港经济经历了一场静默而深刻的变化。这场改变的核心，体现在不同行业生产能力的巨大分化上。理解这一分化，对于制定未来的经济与社会政策至关重要。本文旨在通过官方资料和经典经济理论，解读这场变化的脉络，并为政策制定者、培训机构和劳工组织提供行动思路。

一、极度失衡的经济体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的劳工生产力指数（以2015年为100）清晰地勾勒出不同行业的发展轨迹。劳工生产力指数是衡量将劳动力投入转化为实际产出的效率的关键指标，其计算方法是将实质生产指数除以劳工投入指数。简单来说，它回答了“每投入一个单位的劳动，能创造多少价值？”这个问题，指数越高，代表劳动力的使用效率也越高。

下表展示了2000年与2023年关键行业的表现：

从表一中可以直观地看到，香港的经济引擎由两个速度截然不同的部分构成。一部分是以金融、资讯科技和贸易为代表的高增长部门，它们在20多年里生产力翻了一番有余；另一部分则是以住宿及膳食服务为代表的低增长部门，其生产力提升几乎陷入停滞。这种格局正是两种经典经济理论在香港的现实写照。

二、经济格局的理论与现实

要理解表格背后的含义，我们需要引入两个关键概念。

首先是“鲍莫尔成本病”。该理论形象地指出，一个经济体中存在“进步部门”和“停滞部门”。进步部门（如制造业、科技业）通过技术创新和资本投入，能持续快速地提升生产效率。而停滞部门（如餐饮、护理、现场艺术表演）本质上依赖于人的直接服务，难以被机器大规模替代，因此其生产效率提升极为缓慢。然而，在一个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中，进步部门因生产力提高而支付的高工资，会拉高全社会的工资水准。停滞部门为了争夺劳动力，也不得不支付同样不断上涨的工资，尽管其自身的效率没有同步跟上。这导致停滞部门提供服务的成本（价格）注定会持续上升，就像患上一种“成本不断上升的疾病”。

其次是“路易斯二元经济模型”。该模型描述了一个发展中国家如何从传统的、劳动力过剩的农业社会，转向现代的、劳动力充分就业的工业社会。其核心过程是，劳动力从低生产率的传统部门（如农业）不断向高生产率的现代部门（如工业）转移，直至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被吸纳殆尽，迎来“路易斯转捩点”，此后所有部门的工资都将由市场竞争决定并普遍上涨。

将这两个模型结合来看，今天的香港经济呈现出一种“后路易斯转捩点”的鲍莫尔经济特征。传统意义上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已不存在，劳动力在进步与停滞部门之间的配置，更多地取决于技能与报酬的匹配。

三、二元结构的特征与证据

基于上述理论，我们可以将香港的经济部门进行如下划分，其关键指标对比如下：

这种二元结构不仅仅是统计数字，它正实实在在地重塑着香港的社会经济面貌。根据香港政府最新的人力推算，本地劳动市场紧张，尤其在建造业、医疗保健业、住宿及餐饮业、零售业及旅游业等劳工人力密集的行业，人手短缺问题最为明显。这直接解释了为何近年来香港需要在这些领域适度输入外来人才及劳工，以解“燃眉之急”。

四、外劳政策的作用与风险

面对人力短缺的挑战，输入外来劳工成为一项直接的政策应对。然而，这一政策需要放在二元经济结构之下审慎审视。表三分析了主要输入外劳的行业及其背后的结构性原因：

外来劳工政策在缓解眼前人手压力的同时，也可能在无意间强化了现有的经济二元结构。一方面，它为停滞部门提供了维持运营所必需的劳动力，保障了城市基础服务的运转。但另一方面，低廉的外劳成本可能会延缓这些部门进行技术升级与模式创新的紧迫感，使得通过自动化、数位化来从根本上提升生产力的努力被推迟。

对于本地劳动者而言，若外劳输入管理不善，可能在部分行业形成工资天花板效应，抑制其收入增长的空间。正如劳福局局长所言，提升本地人力的质和量，增加整体生产力，才是促进香港迈向高增量发展的长远之策。

五、鲍莫尔成本病的影响与挑战

鲍莫尔成本病带来的最直接影响，是许多关乎民生福祉的“人力服务”成本不可逆转地持续上升。这不仅限于餐厅用餐或理发，更深刻地体现在医疗、教育、养老及护理等基础服务领域。因为这些行业同样难以通过技术大幅提升每个医生、教师或护理员的生产效率（例如，一位医生一天能看的病人、一位教师能教的学生数量是有物理上限的）。

其结果是，这些必需服务的价格增长速度，长期来看会超过整体通货膨胀率。这带来了严峻的分配挑战：高收入群体有能力承担日益昂贵的服务和体验，而基层市民则将感受到越来越沉重的负担，其实际生活品质的提升将远落后于宏观经济的增长。如果这些基础服务主要由政府提供，那么为了维持其品质和可及性，公共财政支出也将面临持续增长的压力。因此，成本病不仅仅是经济效率问题，更是关乎社会公平与凝聚力的重大议题。

六、构建包容性未来的政策行动框架

面对这些结构性挑战，被动的应对已不足够，需要各方主体主动协作，共同构建一个包容性的发展框架。

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核心任务是实施精准的产业与人力政策。对于进步部门，应继续巩固其国际竞争力，但同时要引导其技术外溢。对于停滞部门，则应设立专项现代化基金，支援其进行数位化、流程优化与商业模式创新。在输入外劳的政策上，必须确保其作为补充而非替代本地劳动力的角色，并建立严格的审核与监管机制，保障外来劳工的权益，同时要求雇主承诺进行本地员工的技术培训与岗位升级。更重要的是，必须构建一个面向全民的终身学习技能体系，改革并扩大持续进修基金，与培训机构和劳工合作，为劳动者，特别是中年和低技能群体，提供有经济支援的、针对性的转型培训。

对于职业教育与培训机构，角色需要从传统的知识传授者，转变为劳动力市场的“战略伙伴”。这意味着必须前瞻性地预测进步部门的技能需求，并开发灵活、模组化的微证书课程。更重要的是，要主动与企业和劳工合作，设计并交付企业定制化培训，确保培训与就业无缝衔接。培训内容应特别关注未来市场急需的技能，如与电子商贸及人工智慧应用等相关的技能。

对于劳工组织，在继续维护会员权益的基础上，可以积极转型为会员“能力建设”的推动者。劳工可以组织或连结培训资源，说明会员提升技能。在集体协商中，可以将“员工技能培训与职业发展”作为核心条款，推动企业为员工的长期发展投资。同时，劳工应更积极地参与政策讨论，确保劳动者的声音在经济转型政策中得到充分体现，推动建立更公平的经济成果分享机制。在外劳议题上，劳工应致力于推动同工同酬、保障本地就业优先以及改善整体行业工作条件的目标。

香港正站在一个关键的经济节点上。进步部门与停滞部门之间的生产力鸿沟，以及随之而来的人力资源再配置，既是挑战，也指明了行动的方向。未来的经济繁荣与社会稳定，取决于我们能否成功地将经济增长的动力，转化为全体劳动者能力提升的机会。通过智慧的政策、精准的培训与包容的社会对话，香港完全有能力将当前的转型挑战，转化为迈向一个更加公平、稳健和充满活力的未来的契机。

作者鹿崇岗，从事政策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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