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伍俊飞博士

近日，笔者的文章《打造港元成“第二人民币”：中国突破金融困局的战略选择》在社会上引发了较多讨论。虽然笔者并未就该政策的启动时间提出具体建议，也未主张在近期仓促实施，但业界人士担忧该方案可能在短期内对金融市场造成负面影响，这是可以理解的，却也显然多虑了。

货币替代或换锚事关国家大局，我们自应秉持老成谋国的原则，既要明确未来发展的战略方向，也要考虑得细致周全。因此，政策的落地必然需要较长时间。例如，英联邦数十个国家将货币锚从英镑转向美元的过程，始于二战后英美霸权的转移，并在上世纪70年代初英镑区解体的连锁反应中最终完成，前后持续了二十多年。再如欧元的诞生，从最初构想到成为现实，也历经了三十余载。当然，在加密货币革命浪潮加速冲击和中美冲突持续白热化的背景下，港元的换锚进程或许不需要超过十五年。

《打造港元成“第二人民币”：中国突破金融困局的战略选择》一文基于蒙代尔—弗莱明“不可能三角”理论、货币替代理论以及全球数字货币革命的现实，分析了在美元信用实质性违约、全球金融格局重塑的背景下，港元被市场选择为美元替代品之一的现象、机制与路径。特朗普政府推动稳定币的“乾坤大挪移”虽暂时缓解了美元压力，却未能解决美国债务货币化的根本问题。在此背景下，香港可凭借“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将港元打造为“第二人民币”（类似欧洲美元），通过发行港元稳定币在全球收取“铸币税”，成为中国突破金融困局的战略选择。文章还设计了通过设立“第二央行”将港元与离岸人民币挂钩的三阶段实施路径，并分析了相关风险及应对措施。

近年来，全球货币体系面临的根本挑战在于美国的债务问题。美国无力偿还的债务压力是问题的核心——这种“无力偿还”并非技术性违约（美国可通过印钞偿还本币债务），而是通过债务货币化与负实际利率实现的实质性违约。当政府债务占GDP比重过高且结构性赤字问题严峻时（2025年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38万亿美元，债务/GDP比率达130%），“债务货币化”已成为系统性和长期性的需求。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今年3月估计，若按当前趋势，到2047年公众持有的美国债务可能飙升至GDP的200%以上，这意味着美国联邦政府将丧失偿债能力。

历史经验表明，货币难以在偿债压力下保持强势。从“帝国兴衰周期”与“长期债务周期”来看，自荷兰盾、英镑到今天的美元，没有任何储备货币能在发行国背负如此沉重债务的情况下维持其霸主地位。尽管根据Stephen Jen的“美元微笑理论”，美元在全球危机或美国经济独秀时仍可能短期走强，但其长期贬值趋势已难以逆转。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政府的“乾坤大挪移”——即拥抱稳定币、推出美版稳定币法案——虽然通过降低金融交易成本暂时缓解了美元压力，使全球资金继续看好美元美债，但这只能治标，不能治本。美元稳定币将美元的使用范围扩展至加密世界，增加了全球对美元计价资产的需求，如同“为病人注射兴奋剂”。然而，从长远来看，其底层资产仍是美国国债等美元信用资产，反而将加密生态系统与美债稳定性深度绑定。一旦美债出现信任危机，稳定币的“稳定”基石也将动摇。

需要说明的是，笔者此前长期反对港元与美元脱钩，其根本逻辑在于联系汇率制说明内地克服了蒙代尔不可能三角的难题，并确保国家不与美国金融体系脱钩。在当时情况下，美元与美债面临几乎无解的压力，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了有利条件，人民币国际化也无需依赖港元支持。

然而，特朗普政府的“乾坤大挪移”改变了这一局面。美国接纳稳定币使形势逆转，美元与美债压力在短期内得到缓解。与此同时，加密货币虽未必真正“加密”，却大幅降低了交易成本（西方经济学认为，货币的起源正是为了降低物物交换的交易成本），无疑是互联网和人工智慧时代金融革命的必然要求，任何国家都难以阻挡。国际货币市场正经历深刻变革，我国应因势利导，主动求变，避免陷入刻舟求剑的困境。

近年来，人民币国际化取得显著进展，我们不能简单断言人民币不可兑换。自2004年离岸人民币诞生以来，个人和机构在离岸市场已可实现人民币与其他货币的自由兑换，只不过离岸人民币的规模受内地贸易顺差和资本开放程度的影响。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援下，离岸人民币规模稳步扩大。人民币已成为全球第四大支付货币，2024年6月占国际支付的4.61%。目前，超过80个国家的央行已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截至2024年第二季度，全球央行持有的人民币资产规模约为2,452亿美元，占全球外汇储备的2.14%。随着更多政策推动与市场深化，离岸人民币有望继续扩大影响力，在全球货币体系中占据更大份额。

另一方面，中国实行财政金融综合平衡政策，内地资本项目尚未对外开放，这导致内地无法承认加密货币的合法性，也限制了民间大规模发行人民币稳定币的条件。尽管金融仍是我国的短板，但我国在治理、经济、军事、科技、制造业、国际贸易等领域已与美国平起平坐甚至领先，这也为未来港元与人民币挂钩提供了底气。

香港拥有“一国两制”框架下的独特优势，使港元可以成为人民币的助手，在全球收取铸币税，发行港元稳定币，降低各国企业与中国伙伴之间的交易成本，成为中国击溃美元霸权的关键一招。在此背景下，我们也可考虑实施“乾坤大挪移”，以港元为抓手，推动港元国际化，使其成为“欧洲美元”，与离岸人民币共同形成货币双轨制。为此，需要在香港设立“第二央行”，将港元与离岸人民币挂钩，而非在岸人民币。

美元之所以能取代英镑成为世界货币，核心原因在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最大制造国和债权国，欧洲国家向美国申请大量贷款，美元流动性扩张，赢得市场信任，直至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美元霸权。历史正在重演，但路径不同。中国已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制造国和商品贸易国，也是世界第三大债权国。然而，由于内地资本项目未开放，货币流动性不足、交易成本高，在岸人民币难以获得金融市场的完全信任，而中国香港的法币港元可自由兑换，具有高度流动性和低交易成本，在中国综合国力位居全球首位的背景下，有能力超越本港经济规模，成为被市场信任的国际货币。

货币具有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双重属性，而国际货币更注重流动性与交易成本。港元需进一步降低交易成本。例如，当前港元制度体系不利于中国内地企业在港进行期货交易。期货交易本身的资金使用和风险较高，再加上换汇、汇率、回报率、境外清算等因素，交易成本居高不下。如果港元与人民币挂钩，将吸引大量内地企业参与做市和交易，推动香港大宗商品期货交易中心的发展，助力国家掌握国际资源定价权。

黄金作为非信用资产的价值日益凸显，它与任何政府或银行信用无关。当市场对主权信用（尤其是储备货币发行国的信用）产生怀疑时，黄金作为最终支付手段的属性便会显现。2025年以来，全球央行持续增持黄金，包括中国、俄罗斯等国都在推动外汇储备多元化，这本身即是对美元长期贬值趋势的投票。

然而，黄金也有其局限性。它虽是对冲世界货币贬值的优良工具，但不产生利息，且存在存储成本。在美联储加息、实际利率为正的环境中，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较高。只有当市场焦点完全从利率转向信用贬值时，黄金的长期牛市才会更加顺畅。相比之下，港元兼具信用资产与实物资产的优势，既具备高流动性，又能产生利息收益，可以成为介于美元信用与黄金实物之间的理想替代品。

港元具备替代美元的巨大潜力，部分原因也在于国际货币市场结构当前缺乏美元的理想替代品。欧元存在内部结构性问题，在岸人民币尚未实现完全自由兑换和开放。这种“别无选择”的局面，为港元成为世界货币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将港元打造为“第二人民币”的核心制度创新在于：由“第二央行”控制离岸人民币的发行量和流动性，使港元（包括港元稳定币）与离岸人民币挂钩，并将二者的使用范围扩展至香港以外的“一带一路”国家和全球华人社区，助推人民币货币圈的成长。

这一设计有助于内地解决资本项目难以开放的问题，但前提是港元不能局限于香港这样的小型经济体，而应通过港元稳定币走向世界，成为一种变相的欧洲美元。港元发行与流通机制的转变，需要港人对国家崛起抱有充分信心，坚定看好人民币信用。

在操作层面，特区政府宜尽快于金管局下设立专门负责人民币事务的机构，聘用熟悉内地与香港货币银行政策的人员，为设立“第二央行”做好铺垫。这一安排不仅有利于央行与金管局的沟通，也有助于中国加速推进离岸人民币产品体系建设，更为港元转型为国际货币奠定坚实基础。

展望未来，港元将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扮演特殊角色。港元发行与流通机制的变革，将推动香港超越纽约和伦敦，成为全球最大金融中心，这无疑符合香港的长远与整体利益。香港值得拥有世界货币，也值得追求比当下更远大的目标。

作者伍俊飞博士是“紫荆党”总裁、政策研究院院长。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01论坛欢迎投稿。请电邮至01view@hk01.com，附上作者真实姓名、自我简介及联络方法。若不适用，恕不另行通知。香港01保留最终编辑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