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彭意婷

最近关于青年“躺平”的讨论，让社会重新审视青年工作的方向。政府近年在青年工作上投入大量资源，自2022年公布《青年发展蓝图》以来，推出了超过250项具体措施，涵盖交流实习、理财教育、调解工作坊等范畴。启德“青年驿站”旅舍已开始试业，为各地青年提供住宿和交流平台；政府亦计划在柴湾青年广场及南昌社区中心设置青年互动空间，这些努力和投放确实值得肯定。然而，不少前线工作者及青年本身却依然对前路感到迷茫。这场讨论的真正意义，不在于判断谁对谁错，而在于促使我们反思，究竟当政府与社会谈论青年工作时，我们是否其实在平行时空中各说各话？

政府青年计划的申请数字，确实反映了一部分青年的参与热情，这值得社会肯定。但正如医院急诊室大排长龙，不代表市民健康无虞，反而显示有许多人需要求助。青年踊跃申请各种计划，也可能恰恰说明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机会匮乏，因而寄望透过这些项目寻找出路。

政府关注的是“有多少人参加我们的活动”，但社会对青年工作的真正期待，是关心所有青年，尤其是那些处于主流视野之外的普通年轻人——他们如何在日常中看见希望与可能性？

我们谈论的是同一群青年吗？

作为一名30岁的青年，我当然支持同龄人参与交流团与实习团，也为申请人数上升感到欣慰。但我必须指出，还有很大部份本地青年没有积极参与相关政府活动，但他们也很努力找出路——这些人的空间够不够？依我观察，这些青年是否拥有足够的发展空间，才是检验青年工作成效的真正关键。

今年七月全国运动会的派队争议，清楚显示现有制度与青年需求之间的落差。当时甄选标准要求“须曾参加巴黎奥运或在杭州亚运取得前八名”，导致多个运动项目一度无法组队参赛。政府在接获反映后从善如流，放宽标准让篮球成年队得以出赛，这种弹性调整值得肯定，展现政府愿意聆听并作出改善。

然而，尽管有所调整，女子U22及足球多个组别最终仍未能参赛。相关体育总会或许以为仅影响十多名球员，但实际上波及的是绝大多数希望在体育领域发展的青年。当运动员公开表达失望时，她们道出的深层问题是，即使再多的交流计划，也没法弥补在最关键时刻失去展示舞台的遗憾。

此案例的启示不在于指责，而在于反思。若政策形成前期能充分咨询受影响的运动员与体育总会，让他们的声音在决策阶段就被听到，许多问题本可避免。政府愿意调整值得肯定，但更根本的问题是——为何总要等到问题发生才补救？

政府重视的是“声音”还是“掌声”？

青年工作的成效，不只在于提供了多少个计划名额，更在于社会如何回应青年的真实处境。当有人撰文表达青年对现状的忧虑时，得到的回应不是“让我们共同寻求改善之道”，而是被质疑“潜台词是想批评政府”、“唱衰政府”。如果社会反映青年心声都被视为“别有用心”，那政府重视的究竟是青年的真实声音，还是只想听到赞美？

真正的青年工作，需要的是谦卑聆听，而非防御性反驳；需要正视结构性问题，而非以局部数据掩盖整体困境。当然社会也需要扩大空间让青年尝试与成长，而非收窄界线然后说，“你看，留下来的人都很积极”。

政府可以继续用交流计划的申请人数来展示努力成果，但也请正视那些没有参加、或无法参加这些计划的青年所面对的困境。真正对青年的尊重，不是要求他们“积极上进”来配合某种论述，而是承认他们的挣扎，正视制度的不足，然后一起寻找出路。

面对问题态度决定青年工作成败

青年焦虑并非香港独有，而是全球趋势。新加坡总理黄循财在今年九月的国会发言中，面对青年问题展现了值得参考的态度。他坦承年轻一代面对激烈竞争、社会阶层固化及对未来的忧虑，并明确指出无论求学或就业，年轻人都感到陷入无休止的竞争。他未回避问题，反而指出这种焦虑全球皆然——中国有“躺平”，日本有“家里蹲”，欧美有“安静离职”。但他强调，政府的责任是竭尽所能帮助年轻人抵抗这种趋势，他更直接承诺“我们不能辜负年轻一代，他们是我们的未来。”

更关键的是态度差异，黄循财承认改变招聘与晋升方式并不容易，因为这意味着重新思考人才的定义：“若仅以学业成绩评价一个人，我们会低估许多有能力者，错失同样重要的才智。”新加坡政府已开始行动，公共部门不再将学历视为唯一标准，部分职位甚至完全不看文凭，转而重视实际能力。

当社会有声音指出青年面对的困难时，应该视为需要共同解决的挑战，而非需要辩驳的指控或政治攻击。哪种方式更能真正帮助青年？答案不言而喻。

基于以上观察，我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建立全面的青年状况评估机制。不仅看参与政府计划的人数，更要系统性了解青年对未来的信心指数、社会归属感、留港发展意愿及向上流动的机会感知。唯有掌握包括未参与政府计划的大多数青年的真实状况，才能制定有效政策。若结果真的显示青年状况良好，岂不更能证明青年工作成效？

其次，让青年在政策制定中拥有实质发言权。全运会事件提醒我们，即使政府愿意修正，但若青年声音未在前期被纳入，仓促修改仍会造成伤害。真正的参与不是象征性咨询，而是让受影响者在政策成形前就能影响决策。青年委员会的委员固然重要，但那些没有被委任、没有自荐的普通青年，他们的声音谁来听？建议在影响青年的重大政策出台前，设立正式的青年咨询机制；容许更多元的青年组织和平台存在，不限于政府架构内的委员会；重视来自基层、前线的青年声音，而非只听取“成功青年”的意见。

第三，重新定义“成功”的内涵。当前社会将年轻人推向愈来愈窄的道路：读书要名列前茅，就业要进入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律师行或成为医生，这种单一标准制造了大量不快乐的年轻人。应参考新加坡做法，建立以能力而非文凭为本的用人制度，支持年轻人在体育、艺术、社会创新等各领域发展，让他们相信付出有其意义。

第四，给予文化创作、学生自治、公共讨论更宽松的环境。若一个社会连学生自治都难以容纳，如何期望培养出有承担、有视野的下一代？许多青年不是不愿努力，而是看不到付出与回报之间的关联，失去的是对“社会仍有我位置”的信心。

“青年是未来”这句话我们说了多次，但青年真正想看到的不是口号，而是实质希望。新加坡总理在国会公开坦承年轻人的焦虑，将讨论问题视为改进起点，而非攻击，这才是真正将青年视为未来的表现。唯有当我们愿意给予青年真实而非表面的空间，重视所有而非部分青年的处境，接纳多元而非单一的发展路径，并以开放而非防御的态度面对不同声音——年轻人才会相信，这个社会真的把他们当作未来。

这不是批评，这是期望。因为我们都相信，香港青年值得更好。

作者彭意婷是“新思维”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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