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江怀瑾

医院管理局早前就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下的申请安排出新闻稿，其中在尾段最后一句以令人颇不察觉的表述︰“医管局亦为一些其他医院行政费用（例如证明书及医疗报告、影印费和殓房收费等) 进行调整。”——这种说法，完全将医疗制度收费改革和是次收取殓房储存费的“行政费”，混为一谈。

事后有参与当日在立法会讨论的议员宣称，政府当日没有就殓房收费作出交代。另一方面，笔者了解到在医管局内负责推行有关计划的医管局人员早前在讲解殓房收费架构时，已经有前线执行人员表明有关安排完全不符合香港一般处理整个殡葬所需要的时间。现时每副存放在公立医院内有家属处理的遗体，在殓房停留的时间绝大多数是一个月左右，而储存超过60天的遗体，更多是因为家属之间的争端而影响了先人入土为安的时间，这些较少出现个案对尸格流转的影响是少于5%。

可惜，负责倡议的政策局负责官员，好像罔顾了一个合理的社会习俗的执行时效，负责内部简介会问答的医管局高层人员却只是以“你说的事，行政总裁一早知道了”及“唔该你哋到时帮我拆弹”来企图减轻在执行中已可预见的前线矛盾。可以说，社会对收费的哗然与争议并不是因误解而发酵，它早已是钉在铁板上会发生的事，但内部视而不见。

笔者认为任何公共政策的推行，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得到受影响一方以及协助推行的一方（包围在政策外围的持份者）的支持，才得以在彰显公共利益的情况下，以合适的资源顺利推行。医管局作为香港公共医疗体系的核心载体，其服务最根本的底线就是坚守“普惠性、公平性”的公共利益底线。然而，由殓房收费机制所引发的社会争议，折射出公共管理实践中价值定位、能力适配与公众支持的失衡。借助公共管理“三圈理论”（价值圈、能力圈、支援圈）的分析框架，可清楚折射出该收费模式对公共医疗公益属性的违背。

价值圈偏离：公共利益本位的失守

三圈理论中，“价值圈”是公共政策与服务的核心内核，要求公共机构的行为必须以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为根本目标。公共医疗的核心价值在于保障全体市民的基本医疗权益，尤其是在生命终点阶段，殓房服务作为公共医疗服务的延伸，更应体现中国传统社会伦理中的人文关怀，而非以“打击滥用”的先入为主思想，用“成本回收”或“商业化运营”惩罚一直以来遵守社会道德规范的最大群体。

医管局的殓房收费机制明显地未充分考量弱势群体的支付能力，折射出低收入家庭、独居老人等群体可能因高昂殓房费用而陷入“死不起”的困境，违背了公共服务“兜底保障”的价值初衷；另一方面，分层式收费包含的市场化导向，模糊了公共与私人服务的边界——作为公共机构，医管局的殓房资源属于公共资产，其服务定位本身应优先考虑社会福利视角而非促进经济收益。过度强调“成本覆盖”会导致公共服务变化为“商品”，割裂了公共医疗与民生福祉的内在关联。这种价值定位的偏差，本质上是将“经济效率”置于“社会公平”之上，背离了公共医疗“以民为本”的核心使命。

能力圈失衡：公益供给能力与价值目标的脱节

“能力圈”要求公共机构具备实现公共价值的资源、机制与执行能力，即通过合理的资源配置、制度设计，将公共利益目标转化为可落地的服务实践。医管局作为具备法定地位的公营医疗机构，既拥有财政补贴、公共资源等优势，也肩负着优化服务机制、平衡公益与运营的能力责任。

在殓房收费问题上，医管局的能力适配性明显不足，未见“公共利益优先”之前却先见“打击滥用”的响亮旗号。公立医院殓房服务是公共服务的属性，实实在在反映在政府每年对公营医疗系统的巨额资助之上。在此观点上，殓房服务的成本更不应完全转嫁到服务使用者身上。但医管局过度依赖“用者自付”模式，暴露了其在恰当地利用公共资源达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能力短板。

再者，除部份逝世前在公立医院医疗开支已获豁免的先人外，医管局的殓房收费可以说是无差异化的服务机制缺失，对不同收入的社群，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兜底保障能力不足，导致公共服务的“普惠性”难以落地。最后，中国人的传统伦理观、对逝者家人应有的人文关怀，在新收费下已完全脱节，商业化的收费倾向挤压了人文关怀一方的空间，进一步加剧了公众对本次政府的公共医疗收费改革的“冰冷化”感知。这种“能力圈”与“价值圈”的脱节，使得公共利益目标沦为流于表面的形式，难以转化为实际的民生福祉。

支持圈萎缩：公众信任与社会共识的消解

“支援圈”是公共服务可持续运行的社会基础，要求公共机构的行为获得公众的认可与支持，形成政策执行的合力。香港公共医疗的公信力源于公众对其“与民携手、保健安康”的价值认同，而殓房收费安排就正正是违反社会正常伦理道德规范的收费机制、不断侵蚀社会信任，导致支持圈持续萎缩的最好例证。

殓房收费引发的社会不满，直接削弱公众对医管局的信任度。当公众感知到一些直接关系自身重要权益的公共服务（例如︰医疗、教育）已慢慢变成“重收费、轻公益”时，社会大众对有关服务及其体系的认同感无可避免地将会降低，甚至引发“公共服务不公”的负面舆论，破坏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另一方面，收费争议加剧了社会阶层分化的感知——富人可通过付费获得更优质的服务，而弱势群体则被迫承受较差的服务或高成本的压力，这种“差异化待遇”会撕裂社会共识，导致公众对公共医疗的支持从“主动认同”转向“被动接受”。支援圈的萎缩不仅会增加公共服务的执行阻力，更会动摇公共医疗体系的社会合法性基础，违背了公共管理“凝聚社会共识”的目标。

医管局殓房收费的争议警示我们：公共服务的核心生命力在于“价值圈引领、能力圈支撑、支持圈呼应”的协同统一。在价值圈层面，殓房服务作为公共医疗延伸的福利属性，将“兜底保障、公平普惠”纳入收费机制设计中，达到“公益优先”的核心定位应明确列为首要原则；在能力圈层面，医管局应优化资源配置与制度设计，强化对弱势群体的精准协助，提升服务的人文关怀品质；在支持圈层面，增强公众参与，让受众多了解收费机制的背后的逻辑、拿出可以抵受到“阳光测试”的理据，才是公众对公共服务信任的重要基础。达到“以公共之力，解民生之困”的政策目的。

医管局殓房收费的案例再次证明，公共管理若偏离公共利益价值，即便具备资源与能力，也终将失去公众支持。唯有坚守初心，实现价值、能力、支持三圈的协同共振，才能让公共医疗系统真正成为守护民生福祉的安全网，彰显公共管理的本质价值。

作者笔名江怀瑾，从事公共政策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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