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李颕彰

当前，西方主流舆论对中国经济的观察往往带有浓重的“危机滤镜”与刻板印象。这些叙事大多基于西方自身的经济周期经验，试图将中国经济当前经历的结构性调整简单归类为“衰退”甚至预言其“崩溃”。然而，这种基于线性思维的判断严重忽视了中国经济正在发生的深层次范式转移。这并非一场单纯的周期性放缓，而是一次从昔日的“世界工厂”向未来的“全球资本与产能配置中心”进行的历史性跨越。这种跨越的本质，不再是简单的商品出口，而是国家经济能力的整体外溢与全球化布局。

如果拨开西方视角下“脱钩断链”的迷雾，从数据层面深入剖析，便会看到一幅截然不同的经济图景。尽管中国对美出口份额在贸易摩擦的背景下有所下降，但中国对东盟、拉美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中间品出口却呈现出激增态势。这现象有力地证明，全球供应链并非在剔除中国，而是在进行深度的重组与再造。中国企业正通过“产能出海”与“资本出海”的双轮驱动战略，将生产环节主动延伸至全球南方国家，构建起以中国为核心的区域性乃至全球性生产网络。这种转变意味着中国正在复制二战后美国及后来日本的经济轨迹，即从单纯的廉价商品输出国，蜕变为资本、技术与标准的输出国。这绝非被动的产业转移，而是主动的全球价值链攀升。中国经济的真正韧性，正体现在这种将国内过剩的优质产能转化为全球优质资产的强大能力之中。

然而，随着中国资本大步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其所面临的风浪也前所未有地剧烈。如果说过去三十年的全球化是基于效率优先的自由贸易逻辑，那么未来的全球化将深受地缘政治博弈与国家安全逻辑的主导。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不再仅仅面临传统的市场竞争风险，更面临着复杂多变的法律陷阱与合规挑战。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日益频繁地将法律作为地缘政治博弈的武器，构建起一道道无形的围墙。从出口管制实体清单的频繁扩容，到《反海外腐败法》的长臂管辖威胁，再到欧盟日益严苛的环境、社会及管治（ESG）供应链审查机制，中国企业正面临着立体化、系统性的合规围堵。此外，在跨国投资争端解决、海外知识产权保护以及数据跨境传输等新兴领域，中国企业往往因为不熟悉国际通行的游戏规则，或者缺乏应对复杂法律斗争的经验，而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这种“制度性防御”能力的缺失，已成为制约中国资本安全出海、实现高质量全球化的最大短板。

长期以来，香港被定义为连接中国与西方的“超级联系人”，其功能主要侧重于资金融通与贸易中转。而在新的历史时期，香港必须完成自身的战略升级，从单纯的商业中介进化为国家海外利益的“战略护航者”。香港拥有全球公认的双语普通法体系，这是国际商业社会通用的“操作系统”。更为重要的是，香港拥有一支高度国际化、精通法律且具备极强跨文化沟通能力的法律专业队伍。这使得香港具备了独一无二的双重优势：它既能获得国际社会的信任与认可，又能确切理解国家的战略需求与企业痛点，从而在中国与世界之间架起一座法治的桥梁。

律政司近期成立的法治建设办公室及其相关的走出去专业服务咨询委员会，标志着国家在应对全球化新阶段挑战时展现出了极高的战略智慧。通过委任顶尖专家组成顾问团，律政司实际上是建立了一支专门保护海外国家利益的专业特遣部队。由律政司副司长亲自领导该委员会，不仅凸显了特区政府对此倡议的高度重视，更表明政府已将专业服务视为国家方略中不可或缺的软实力组成部分。

同时，香港应进一步巩固其作为亚太区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的地位。通过积极推广香港法律作为跨境交易的适用法，并将香港约定为仲裁地，可以确保中国企业在发生商业纠纷时，能够在一个公平、透明、高效且熟悉的法律环境中解决问题，避免在充满政治偏见或法律不确定性的外国法庭受审，从而掌握法律斗争的主动权。

此外，香港还应承担起参与全球规则博弈与制定的更高使命。随着全球南方国家的集体崛起，现有的国际贸易规则面临着深层的重塑与调整。香港的法律专才应积极参与国际组织及新兴多边机制的规则谈判与制定工作，将中国的发展诉求与利益主张，转化为具备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条款，从源头上增强国家在国际法治领域的话语权与影响力。这不仅是为了保护单个企业的利益，更是为了在国际舞台上维护国家的发展权与制度安全。

中国经济的转型是一场波澜壮阔的远航，而法律与专业服务则是确保这艘巨轮行稳致远的压舱石。在这个过程中，香港不应仅满足于做一个被动的服务提供者，而应主动融入国家的大战略，充分利用自身的法治优势与国际化特色，为中国资本的全球布局提供最坚实的制度保障。这不仅是香港经济寻求新增长点的内在需求，更是其在“一国两制”独特优势下，贡献国家现代化建设、实现自身长治久安的历史责任。

作者李颕彰是执业律师，熟悉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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