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区汉宗

美国传统盟国领导人相继访华，继加拿大总理卡尼之后，英国首相斯塔默亦于今日（1月28日）率团访华，期望重启中英“黄金时代”商业高层对话。这一系列外交动向不仅标志着中西方关系的调整，更折射出后特朗普时代全球联盟体系的重构。

美国霸权加剧同盟裂痕

自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美国与其传统盟友之间的政治裂痕不断加深，从“对等关税”贸易政策到格陵兰主权争议，一系列事件促使西方各国重新评估自身的外交定位。在这一背景下，理解英加两国寻求加强与华关系的战略考量，需要置于更广阔的全球权力转移和联盟政治变迁框架之中。

特朗普第二任期延续并深化了其“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外交政策。在经济领域，对等关税政策不仅针对传统竞争对手，也波及了长期盟友；在安全领域，要求北约成员国大幅增加防务开支的强硬立场引发了欧洲多国不满；而在气候变化、全球卫生等跨国议题上，美国的撤退姿态更是令盟友失望。这种实用主义至上的外交方针，从根本上动摇了二战后建立的、以价值观和共同利益为基础的西方联盟体系。

“格陵兰危机”成为美欧关系转折的关键节点。美国对丹麦自治领土格陵兰表现出的战略兴趣及不当言论，不仅激怒了哥本哈根，更在整个欧洲引发了关于美国是否仍将盟友主权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深刻质疑。这一事件揭示了一个残酷现实：在特朗普的地缘政治算计中，即使是亲密盟友的核心利益，也可能成为美国战略考量的交易筹码。

英国寻求重启黄金时代

面对美国政策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欧盟及其成员国加速推进“战略自主”进程。这一概念最初由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如今已成为欧洲领导人的共识。从防务合作到数字主权，从能源安全到金融独立，欧洲正努力减少对美国的全方位依赖。英加两国虽非欧盟成员国，但同样面临着如何在一个美国主导性减弱的世界中重新定位的挑战。

中英关系曾经历过被称作“黄金时代”的密切合作期，特别是在卡梅伦和奥斯本执政时期，英国成为中国在西方最重要的经济伙伴之一。然而，随着英国国内政治变化、华为5G争议、香港局势以及人权问题等分歧的出现，这一关系逐渐降温。斯塔默政府寻求重启中英商业高层对话，反映了英国在后脱欧时代寻求多元化经济伙伴的迫切需求。

面对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局面，英国正试图在“美英特殊关系”与“中英合作利益”之间寻求微妙平衡。伦敦不会放弃与华盛顿的安全和情报合作，这是其全球影响力的基石；但与此同时，英国也不会忽视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重要市场的事实。这种平衡外交的核心是风险分散——不将所有的战略和经济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加拿大尝试减少对美依赖

中加关系在过去几年中因孟晚舟事件和“两个迈克尔”案而严重受损。卡尼总理此次访华，标志着加拿大试图走出这一外交僵局的努力。与英国类似，加拿大也面临着在中美之间寻找平衡的挑战，但又有其特殊性：在地理和经济上与美国高度一体化，使其在对华政策上受到更多制约；同时，作为中等强国，加拿大更依赖多边主义和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对于加拿大而言，减少对美贸易依赖是其长期经济战略。尽管美国仍是加拿大最大的交易伙伴，但过度依赖单一市场带来的脆弱性在特朗普时期已暴露无遗。中国市场对加拿大自然资源、农产品和高教服务的需求，为其经济多元化提供了重要机遇。特别是在清洁能源技术、可持续农业和老龄化社会解决方案等领域，中加合作潜力巨大。

特鲁多政府时期强调的“进步价值观外交”在对华关系中遭遇现实困境。卡尼政府可能采取更为务实的态度，在坚持核心原则的同时，寻求在不直接对抗的情况下推进利益。这种调整反映了加拿大外交界的一种新共识：在复杂的大国竞争中，中等强国需要更加灵活和务实的外交策略，而不是简单的道德立场宣示。

中等强国走向多向结盟

当前国际体系正从美国单极霸权向更加多极化的结构过渡。这一转型为中等强国提供了新的外交空间和战略选择。传统上紧密依附于美国的国家，现在有机会发展更加多元化的伙伴关系网络。这种“多向结盟”策略的核心是风险分散和机会最大化——通过同时与多个大国保持建设性关系，增强自身战略自主性和议价能力。

全球化时代形成的深度经济相互依赖正被重新评估，促使各国寻求“有弹性的相互依赖”——即在享受专业化分工好处的同时，避免在关键领域过度依赖单一国家。英加两国加强与中国经济联系的尝试，正是这一趋势的体现：不是要取代与美国的联系，而是增加选项、增强韧性。

美国与其传统盟友之间的裂痕为中国提供了改善与西方关系的战略机遇。通过发展与英加等国的双边关系，中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来自美国的战略压力，打破西方在对华政策上的统一阵线。这种“差异化接触”策略的成功实施，有助于中国避免同时与整个西方世界对抗的不利局面。

既承认差异也推进合作

面对英加两国伸出的橄榄枝，中国有机会通过务实的经济合作巩固这些关系。在绿色能源、数字经济和老龄化社会解决方案等双方共同关切的领域，存在着实质性合作空间。通过扩大市场准入、加强投资保护和完善争端解决机制，中国可以将这些外交机会转化为持久的共同利益。

中国与西方在政治制度和价值观上的差异，不会因领导人的访问而消失。中国需要发展出一套成熟的管理分歧的机制，使双方能够在承认差异的同时推进合作。这可能包括建立常态化的高层对话机制、深化民间交流以及在敏感问题上保持建设性沟通。关键在于找到既维护核心原则又保持关系灵活性的平衡点。

中国应谨慎避免给外界留下试图“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领导者的印象。相反，中国可以强调其支持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的立场，将自己定位为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和改革者，而非挑战者。这种姿态更可能获得中等强国的认同，因为他们普遍对任何单一国家主导的国际秩序持保留态度。

在不确定性中寻找平衡

尽管面临当前的政治摩擦，美英特殊关系的基础依然坚固。共同的语言、相似的法律传统、深入的社会文化交流以及密集的民间联系构成了两国关系的深厚社会基础。在安全情报领域，五眼联盟的机制化合作更是难以替代。这些结构性因素决定了美英关系可能会经历波动，但不会发生根本性断裂。

在地缘战略层面，美国与英国在欧洲安全、中东局势、印太秩序等关键问题上依然享有广泛共同利益。尽管在具体策略上可能存在分歧，但双方对维护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基本承诺是一致的。这种战略利益的重叠确保了即使在领导人个人关系紧张时期，两国官僚机构和军事体系仍能保持密切合作。

无论是英国还是加拿大，其国内政治都限制了它们过度偏离美国轨道的可能性。亲美情绪、跨大西洋利益集团以及安全上的现实依赖，都使得任何试图大幅调整对美政策的领导人面临巨大的国内阻力。因此，这些国家加强与华关系的努力，更可能是在维持与美国核心联盟的同时寻求增量调整，而非根本性转向。

双重对冲成为理性选择

在不确定的国际环境中，“对冲”策略正成为越来越多国家的选择。这种策略既包括通过加强与华合作来对冲美国政策风险，也包括通过维持与美联盟来防范对华过度依赖的风险。英加两国的对华政策调整，本质上是一种精密的双重对冲：既对冲美国不可靠的风险，也对冲中国经济影响力的风险。

面对西方国家的务实接触，中国应继续高举多边主义旗帜，支持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同时，通过进一步扩大开放、优化营商环境，以实际行动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开放度的关切。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的成功实施和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的努力，都是向正确方向迈出的步伐。

除了政府间互动，中国应大力加强与其他国家的议会、智库、媒体和民间组织的交流。这些“第二轨道”外交可以增进相互理解，建立社会层面的互信，为官方关系提供缓冲和支撑。特别是在价值观分歧较大的领域，非官方交流往往能起到政府难以发挥的作用。

将现“竞争性共存”新常态

英加领导人相继访华的外交动向，标志着国际体系正在经历深刻的转型。这一转型的核心特征是美国传统盟友体系的部分松动和重组，中等强国战略自主性的增强，以及大国竞争背景下合作互联网的多元化发展。这种变化不意味着简单地从“亲美”转向“亲华”，而是反映了各国在一个更加多极化和不确定的世界中寻求风险分散和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

对于中国而言，这既是改善外部环境的机遇，也提出了新的外交挑战。成功的关键在于保持战略定力，坚持和平发展道路，通过扩大开放和深化合作构建更加广泛的利益共同体。同时，需要发展出更加精细和成熟的外交艺术，在捍卫核心利益与保持关系灵活性之间找到平衡，在推进务实合作与管理价值观分歧之间建立有效机制。

目前国际关系可能呈现出一种“竞争性共存”的新常态：大国之间既有战略竞争也有必要合作，中等强国在多重伙伴关系中寻求平衡，全球化在调整中继续发展。在这种复杂格局中，各国领导人的智慧和远见将决定其国家是成为新秩序的受益者还是牺牲品。而那些能够超越意识形态成见、理性权衡国家利益、灵活适应变化环境的决策者，更有可能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为本国人民创造繁荣与安全。

作者区汉宗是香港传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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