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邵天虹

长久以来，香港被视为自由市场的典范，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佛利民曾多次以香港为例，说明在低税制、简单监管与政府“积极不干预”的政策下，市场如何自然孕育繁荣。

港英时代奉行的“积极不干预”政策，让香港在没有宏观产业规划的情况下，凭借企业活力与国际资本流动，迅速崛起为领先的金融、航运与贸易中心。

多数人接受的传统教科书教育，描述市场机制“有效率”、看不见的手激励创新、汰弱留强。然而，并不是所有事情市场都擅长处理。当香港踏入二十一世纪的第三个十年，形势已与过去截然不同。

回顾历史，香港之所以在上世纪不需要规划，一方面是殖民政府有“低承诺管治”心态、同时香港具备多项条件：人口年轻、劳动力充沛，产业结构相对简单；区域竞争者尚未成形，制度与地理优势明显；市场仍处于扩张期，只要政府不过度干预，企业自然能找到最有效率的发展路径。

但这些条件，今天已不复存在。近代香港面对的，是产业高度集中、土地与房屋长期失衡、流动空间收窄、垄断和追求短期回报，问题反复缠绕反映出单靠市场难以自行调节深层矛盾。与此同时，周边城市却全部以“规划型选手”的姿态参与竞争，如果政府仍然停留在“守夜人”角色，结果往往不是效率，而是停滞。

因此，今天香港讨论五年规划，并不等同于走向计划经济，而是反映一个现实：在高度成熟与高度竞争的城市环境下，“积极不干预”已不再是最有效率的治理方式。

关键在于，香港需要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指令式规划，而是一种“战略型政府”的思维。

所谓战略型政府，并非取代市场，而是修补市场必然出现的失灵。政府不需要告诉企业应该如何经营，不需要扭曲价格机制，也不应干预资本自由流动；但政府必须在市场做不到的地方出手，例如长期科研投资、产业基建平台、土地与住房结构调整、人才培养与引进，以及为新兴产业搭建发展跑道。北部都会区、河套创科合作区这类需要十年以上耐心与连续性的项目，正正体现出这种思维的重要性。

这种模式可以概括为：政府决定跑道在哪里，至于谁跑得快、怎样跑，仍然交给市场竞争。

从这个角度看，五年规划在香港的意义，并不是要规定经济活动，而是提供一个清晰方向，让市场、资本与人才知道未来的重点所在，从而有信心投入长期发展。这是一种“引导”，而不是“指令”；是一种“补位”，而不是“取代”。

更重要的是，这种转变并没有违背香港精神。

真正的香港精神，从来不是“政府什么都不做”，而是“用最有效的方法让城市成功”。在六、七十年代，最有效的方法是减少干预；在今天，最有效的方法可能是有节制、有边界、有能力地制定方向。方法改变了，但核心价值——效率、开放与竞争——并没有改变。

换言之，从“积极不干预”走向“战略型规划”，不是背离历史，而是历史条件改变后的自然演进。

当自由市场之都开始谈五年规划，这不应被视为倒退，而应被理解为香港发展模式从二十世纪迈向二十一世纪的再定位。香港过去的成功，是因为那个年代刚好容许一个不规划的城市仍然成功。在新的竞争环境下，单靠市场已不足以支撑城市升级；但没有市场，任何规划也只会流于空谈。

过去香港成功，是因为政府知道何时不出手；未来香港能否再创高峰，取决于政府是否同样清楚，何时必须出手。

作者邵天虹是民建联九龙城区议员。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01论坛欢迎投稿。请电邮至01view@hk01.com，附上作者真实姓名、自我简介及联络方法。若不适用，恕不另行通知。香港01保留最终编辑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