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梁礼贤医生

2026年1月1日起，香港医疗体系迎来一次重大结构性调整。回顾改革后的首月，政府以几项数据说明收费改革初步达标，其中一项，是急症室整体求诊量下降，等候时间亦有改善。不过，背后的原因必须慎思明辨，确保病人被有效分流，而非因加价却步。

从建设性角度来看，这次改革有其必要性和正面意义。香港公营医疗长期面对人口老化、医护人手短缺及资源紧张等挑战，若不改革，必然难以持续。尤其是与内地和澳门对比，香港的急症室，往往只有“心急”，然后耐心地等上几个小时。

400元筛走了谁？

细看数据，改革后的急症室整体求诊量下降约15%，次紧急及非紧急个案更跌近21.1%。背后原因离不开紧急、次紧急及非紧急（III至V类）病人需付的金额由180元上升至400元。政府强调此举旨在透过价格机制，减少轻症滥用急症室资源，让系统更集中处理真正紧急个案。

改革同步大幅放宽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合资格人士由以往约30万激增至约140万，加上约60万自动豁免群体（如综援受助人、75岁或以上长者生活津贴受惠者），首月已批出逾10.7万宗减免申请，当中逾10万宗获全额豁免。对这庞大基层群体而言，加价后可能反而成为被豁免的分子，他们继续倾向直奔急症室，尤其长者及基层家庭。如此推算，真正被400元“吓走”的，主要是有经济能力但未达减免门槛的“夹心”阶层，他们或转向普通科门诊，或转向私家诊所，甚或转向其他途径，而加价对合资格低收入人士的滥用限制接近无效。

另一边厢，即使未被“滥用”的普通科门诊同样升价，求诊人数是否因此而有所下降呢？这需要政府做进一步统计，但只要用过HA GO预约的市民相信都有一个同感，每个小时守候在电话旁边抢名额，其实并不简单，政府长远必须增夜诊及普通科门诊容量，以应对急症室分流出来一部分病人。

至于病人是否流入私营医疗市场？相信政府短时间难以掌握，却正正暴露了过去“大市场小政府”的经济原则下，对私营医疗监管的长期缺位，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日前亦提到“无数据显示私营因公营加价而加价”。但以供求关系理解，公营医疗加价势必促使私营市场上调价格，从而加剧整体医疗通胀，让中产继续“锁死”在公营轮候队伍。

夹心阶层或选择“不求医”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部分轻症病人似乎选择了“不求医”。笔者从身边经营药房的朋友了解，加价以来，感冒药、退烧药及常见症状的非处方药销售明显上升，似乎不少市民倾向自行到药房购买药物应付不适，而非前往急症室或门诊求诊。这或许是部分“夹心”群体的务实选择。然而，感冒发烧等症状看似轻微，却有可能隐藏更严重的潜在问题，若因延误诊治而错过黄金治疗时机，后果将难以预料。

病人选择不看医生，是否社会乐见其成？对医疗系统而言，求诊量下降或许有助纾缓压力，但对个别病人来说，这却可能是无奈之下的自我牺牲。政府在设计价格机制时，固然希望透过经济诱因引导分流，但同时必须正视，这项政策实际上把一部分医疗决策推向了“自行承担风险”的局面。长远而言，这种现象是否真正减轻了系统负荷，抑或只是将风险转移至家庭与个人，值得当局进一步追踪与深思。

再者，专科门诊及专职医疗服务的覆诊费用，由以往每次80元大幅调升至250元，物理治疗等复康项目同样受影响。此加幅对部分需长期跟进的病人而言，难以断言不会构成阻碍，尤其是那些经济状况处于边缘、未达全面减免资格的个案。物理治疗往往涉及多次疗程，若因费用考量而中断，复康进度受阻，甚至导致功能退化，后果可大可小。

更令人忧虑的是精神科覆诊，不少病人病情稳定后间隔较长才回诊，本已属不定期跟进，一旦因250元门槛而却步，症状复发或恶化的风险将会上升，严重者可能引致自伤或影响家庭及社会安全。这些后果难以单纯以数字衡量，却是医疗系统必须正视的隐忧。

自愿医保与高需求群体脱节

另一个矛盾，则在于政府多年推动的自愿医保计划（VHIS），旨在分流市民至私营市场减轻公立压力。虽然保单数目已逾百万，但投保多为年轻在职中产，使用公立医院频率本低；公立高需求群体仍是长者（占住院及急症入院约一半以上）。医疗通胀下，保费随年龄急升，退休长者易因负担不起而断保，重新涌入公营体系，形成恶性循环，分流作用对高需求群体帮助有限。

政府预计今年内，向立法会提交草案，立法提高私营医疗机构的收费透明度。此举虽是弥补监管缺口的重要一步，但仅聚焦透明化，恐不足以应对当前复杂的分流困局。当局必须正视，单靠价格杠杆在医疗这项特殊而必须的服务中作用有限，尤其当庞大基层群体被豁免、而替代选择（如门诊名额）不足时，改革压力最终可能不均地转嫁至“夹心”阶层。因此，政府在推行进一步医改前，必须以更系统的思维，同步扩大夜诊及公营基层医疗容量、推动公私营医疗协作，引导私营市场提供可负担的优势服务，并检视自愿医保等政策如何真正衔接高需求群体，方能让分流政策不致沦为数字游戏，而是实现医疗资源公平且有效的重置。

笔者十分明白政府加价的用意，急症室求诊数字下降，的确是改革成效的一环。真正的考验在于病人的“去向”是否得到更妥善的安排，以及整个医疗系统的承载力与公平性是否提升。推行价格机制之初衷，正是希望引导市民善用医疗资源，避免轻症过度占用急症室及门诊名额，让真正需要紧急或专科跟进的病人获得更及时的照顾。但当看病成本急升，部分病人选择不求诊、不覆诊时，或许就会将风险转移至个人与社区，当局在检讨数据时，必须深入追踪。毕竟，医疗改革的终极目标，不仅是求诊量下降，更应是确保每位有需要的市民，都能持续、可负担地获得适切跟进，而非因经济压力被迫放弃或中断治疗。

作者梁礼贤是放射科医生。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01论坛欢迎投稿。请电邮至01view@hk01.com，附上作者真实姓名、自我简介及联络方法。若不适用，恕不另行通知。香港01保留最终编辑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