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杨华勇

2月25日发表的《2026-27财政年度财政预算案》中，一项举措犹如投石入水，激起千层浪：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宣布，将从外汇基金转拨1,500亿港元，用以支援北部都会区（北都）的基础设施建设。这笔堪称巨额的注资，迅速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

《预算案》提到，中期财政预测中的赤字较原先预期有所扩大。陈茂波毫不避讳地确认，这直接源于北部都会区基建规模的提升。他指出，政府的帐目分为经营帐目（日常开支）与资本帐目（投资性开支），而当前的重点是后者。以往香港每年基建开支约900亿港元，而为了推进北都，这一数字需要提升至每年约1,200亿港元。

这种“超前投资”的逻辑核心在于“发展容量”。陈茂波反复强调，香港正处于经济转型和区域竞争的关键时期，创科、高端制造、绿色金融等新兴产业的机遇稍纵即逝。如果土地、交通、配套等物理容量和营商环境不具备，“机会和企业来到时都无法把握”。换言之，今天的赤字，是为了购买明天的增长能力与竞争力。这是一种典型的战略性资本支出，其回报不在于即时性的财政收入平衡，而在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创造优质就业、巩固香港的长远优势。社会有声音将这种投资与短期“派糖”或消费性支出相比，担心特区政府持续入不敷支，无疑是混淆了财政政策中“消费”与“投资”的不同功能。

面对为何不继续发债来融资的疑问，陈茂波的回答展现了特区政府的财政管理思路。他表示，政府的“荷包”不止一个，发债、土地基金、财政储备和外汇基金都是可用的工具。选择从外汇基金转拨，是基于对整体财政状况、市场条件和资金成本的综合考量。

这背后可能有多重考虑：首先，外汇基金规模庞大，其主要目的是维持香港货币与金融稳定，但其投资策略中本就包含追求长期回报的部分；将部分资金用于投资香港未来最具潜力的实体发展专案，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可视为战略性的资产配置，有望获得与香港经济成长挂钩的长期收益。其次，当前全球利率环境可能仍处于相对高位，直接动用储备的成本可能低于大规模发债的利息支出。再者，此举也向市场传递了一个明确信号：政府坚定不移发展北都，并愿意动用重要资源予以保障——这本身就能提振投资者信心。

陈茂波更引用与国际评级机构和IMF的沟通为例，指出对方认同在疫后经济复苏巩固期，贸然加税“开源”并非明智之举，反而肯定香港采取“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的必要性。这从侧面说明了，国际社会对香港当前“投资未来”的财政扩张策略，在一定时期内是理解和认可的。

尽管如此，香港社会的理财观念向来保守，坊间仍有不少担心资金或被滥用的忧虑。例如有市民重提香港科技园公司曾将百亿存款作定期理财的争议，直指资金监管与使用效率的核心痛点。北都发展，尤其是河套香港园区，涉及巨额公帑，如何确保“好钢用在刀刃上”，杜绝浪费与低效，是政策能否获得民意支持的关键。

对此，陈茂波的回应从“制度”和“指标”两个层面作出回应。在制度上，他指出北都发展小组有不同政策局的代表参与，形成跨部门监督；在指标上，他强调了“关键绩效指标”（KPI）的设立，意味着发展进程将被量化评估。

然而，这些回应仍显原则性，而公众期待的是更透明、更具体的监管框架。例如，针对科技园公司及新成立的河套园区公司，是否有比以往更严格、更公开的财务审批与专案效益审计制度？KPI的具体内容、评估周期及未达标的问责机制为何？立法会将在审批100亿元河套注资时，能否设立强有力的专责监督委员会？这些问题，都需要政府以更详尽的方案和更开放的态度来持续回应，以重建公众对大型项目管治的信心。

“发展北都益晒深圳？”陈茂波以“错喇”二字斩钉截铁地回应一些市民对于港深融合发展可能导致香港“失分”的担忧，以及对于长期投资回报的不耐——而这也都是捆绑香港发展进程的迷思。

陈茂波的驳斥逻辑清晰：首先，空间主权与税收归属，北都所有土地、基础设施均位于香港境内，在此落户的企业所产生的利得税、薪俸税，以及土地相关的收益，均归香港特区政府所有。其次，重塑价值产业链，过去香港创科发展不前，正是因为大量产业链后段的高价值环境和就业机会都由内地负责，而北都正是要弥补这一短板，在香港境内构建“研发—转化—生产”的完整创科产业链，将产值和高端职位留在本地。第三，协同效应而非零和游戏，深港在科技创新上是优势互补的伙伴。一个强大、充满活力的香港北部创科走廊，有助提升整个粤港澳大湾区在国际创新互联网中的节点能级，吸引全球顶尖资源。

至于“回本期长”的担忧，这恰恰点出了政府公共沟通的挑战。政府需要更生动、更具体地向市民阐明：这些投资带来的，不仅是遥远未来的GDP数字，更是逐步显现的优质工作机会（从建筑、工程到研发、管理）、区域环境的改善、商业机会的增多以及整体经济抗风险能力的增强。这是一笔为下一代人储蓄的“未来基金”。

《财政预算案》提出从外汇基金转拨1,500亿元投资收益支持北都，这标志着香港财政政策进入了一个更强调主动布局、投资未来的新阶段。在摆脱疫情阴影后，香港面临的已不仅是复苏，更是如何在快速变化的区域与全球格局中重新定位、巩固优势的深刻命题。

陈茂波的解释也揭示了本届政府的选择：宁愿承受短期的财政压力与舆论质疑，也要坚决为香港拓展身体的和经济的发展容量。而动用外汇基金投资收益，正正显示了破釜沉舟的决心；聚焦河套创科，指明了以创新驱动转型的路径；驳斥“益晒深圳”，则重申了发展收益必须根植香港本地的底线。

不过，雄心需要精细的执行与坚实的民意基础来支撑。巨额的公共投资，必须配以史上最严格的监管、最透明的问责、最有效的效益评估体系，才能不让公众失望。同时，政府需要以更大的耐心和更通俗的语言，向市民持续沟通这项长期投资的价值所在——它关乎的不仅是新界的土地开发，更是香港未来10年、20年的就业品质、产业结构和城市竞争力。

这笔1,500亿的投资，最终能否成为点燃香港新增长引擎的火种，而非沉没在官僚与争议中的成本，考验着特区政府的治理智慧、执行能力与赢得信任的本事。钱已决定用在“刀刃”上，现在，全世界都在看，这把刀将如何锻造，又将如何披荆斩棘。

作者杨华勇是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常委，香港中华总商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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