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 陈志远

2026年开局未几，香港建造业再传哀音，接连发生多宗致命工业意外，至少三名工友魂断工地。业界推广安全文化多年，前线管理人员不禁疑惑：工人已接受足够训练，持有平安卡（俗称“金卡”）及相关专工专责训练证明（“银卡”）；工地安全主任亦提供入职、工具箱及工伤警示等简报会；承办商与分包商更配备充足安全设备。理论上，意外应可杜绝，但悲剧为何仍屡屡发生？

问题的症结，往往不在于工人“不懂”或“未受训练”，而在更深层次的“公民质素”、“职业心态”与“价值认同”。当安全措施被视为“麻烦”，而非保护生命的必要条件，再多的训练与设备也形同虚设。

我们必须从以下几个角度，拆解工人“拒绝配合”的现象：

一、公民教育的缺失：权利与义务的失衡

良好的公民教育，旨在培养守法、公德与公共责任。这种意识在职场中体现为对规则的遵守。然而，部分工友的安全意识往往呈现两种偏差：

第一，个人主义作祟：部分工人抱持“我做惯做熟，从未出事”的心态，将安全措施视为添麻烦的枷锁，却忽略了个人不安全行为，随时危及自身及附近工友的性命。

第二，被动接受，缺乏主动：真正良好的公民教育，不单培养服从指令的人，更要培养能主动履行责任的个体。工人需要自省：我的行为是否足够安全？而不仅是“安全主任叫我做我才做”。

二、“拒绝配合”的背后：多重因素的叠加

工人看似“讲极唔听”的个人选择，背后往往是复杂因素的汇聚：

第一，习惯惰性与侥幸心理：正确佩戴安全带、搭建工作平台，远比“快手快脚”耗时。在体力劳动的环境下，人倾向选择最省力的方式，加上“唔会咁啱嘅”的侥幸心态，令他们低估风险。

第二，朋辈压力与经济理性：在工友群体中，严格遵守安全规则的人，或被嘲笑为“贪生怕死”、“蛇王”。这种压力令人为了合群而放弃安全。对散工而言，时间直接等于金钱，若管理层默许赶工，他们自然会认为“安全”只是为老板做的。

第三，“讲又唔听”的信任缺失：工人对只懂理论、不接地气的管理层缺乏信任，甚至对任何安全指引都抱持叛逆心态。

三、从“教育”到“教养”：重塑安全价值观

既然问题核心在于素养与价值认同，对策就不能只停留在“上课”，而是一场更深层的行为引导与文化重塑：

第一，从“惩罚”到“关怀”：当工人感受到安全管理是真心为他著想，而非处处监管挑剔时，态度自然会转变。

第二，培养“安全领袖”：在工友圈子中，找到具影响力的老师傅或“蛇头”，先改变他们，让他们成为安全文化的实践者与带动者，以同侪力量互相提醒。

第三，强化“家庭责任”：在安全教育中加入情感元素，让工友明白他的安全，是为了等待他回家吃饭的妻儿。这种情感纽带，远比冰冷的法规来得触动人心。

总括而言，从公民教育的角度看，安全管理不单是技术和流程问题，归根究柢是“人”的问题。要扭转“拒绝配合”的现象，必须将工人从被动的“被管理者”，转化为主动的“安全共建者”。唯有办好建造业主动负责的文化，安全水平才能真正稳固地提升。

作者陈志远是香港理工大学博士学生，工程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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