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伍俊飞

香港经济正经历一种鲜为人察觉的慢性病。它的症状不是剧烈的衰退，而是一种持续的窒息感：物价高企不下，本地消费在深圳等低成本城市的虹吸下节节败退，而经济增长的潜力被无形之手牢牢压制。坊间对此的诊断常常归咎于需求不足，于是习惯性地开出减税、发消费券之类的短期药方。然而，这无异于给一个患上严重代谢紊乱的病人注射营养针。香港经济的根本病灶不在需求侧，而在供给侧。要解开这个死结，需要一种打破常规甚至带有制度想像力的解决方案——在内地建设一块香港的制造业飞地。这不仅是经济多元化的选项，更已是关乎香港长期繁荣的破局之举。

高物价源于高地价

香港的高物价绝非传统的需求拉动型通胀，我们面对的是一种更为棘手的结构性成本推力。“高地价”是第一道枷锁。香港的土地开发比例长期处于极低水准，住宅用地供应严重不足，导致地价与房价成为吸纳社会财富的巨大海绵。这不仅仅是居住成本问题，更是直接传导至所有商业活动的基础租金。一间位于观塘或九龙湾的普通办公室，租金动辄与东京、纽约的核心区比肩。对于任何制造业而言，哪怕是高附加值的先进制造业，这样的空间成本足以让任何商业计划书在财务模型阶段就宣告夭折。

紧随其后的是劳动力的萎缩与老化。香港的人口老龄化速度在全球名列前茅，劳动参与率在发达经济体中处于低位。更为关键的是，产业结构长期偏重于金融、地产和专业服务，使得劳动力技能结构高度同质化。当需要工程师、技术工人和研发人员时，市场供给捉襟见肘，薪酬水准被进一步推高，形成一种高薪却无人可用的尴尬局面。

单引擎挤压新产业

产业单一化则构成了第三重约束。金融业占香港本地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20%，但其就业人口占比不足7%。这意味着，金融业的繁荣并没有为大多数市民提供足够的高品质就业岗位，反而通过溢出效应推高了整个社会的资产价格和生活成本。这种“单引擎”驱动模式在顺周期时固然风光无限，但在逆周期或结构性转型面前显得脆弱不堪。创新活动被高地价和高薪酬挤出，新兴产业因为缺乏生态支撑而难以萌芽。

此外，制度性摩擦增加了看不见的交易成本。尽管香港以高效廉洁的政府著称，但在跨境要素流动、专业资格互认、金融和新兴行业监管等方面，仍然存在许多不必要的繁文缛节。这种现象在金融领域表现为合规成本的攀升，在科技领域则体现为初创企业试错成本的增加。

本地消费全线溃退

这几股力量交织在一起，催生了一种独特的滞胀雏形：经济增长的潜力被锁定在低水准，而价格水准却居高不下。本地消费在与深圳等低成本、高效率的周边城市竞争中，除了高端奢侈品和特定服务外，几乎全线溃退。香港市民北上消费已成为常态，这不仅反映了货币购买力的差异，更深层地揭示了本地供给体系在效率和成本上的双重劣势。

面对消费外流和经济放缓，常见的政策反应是向需求侧发力。消费券、税收减免甚至直接的财政转移支付，这些措施在政治上易于操作，短期内也能营造出复苏的幻象。然而，从供给端视角看，这些做法无异于缘木求鱼。

香港需要供给侧改革

当总供给曲线持续左移——即生产成本不断上升、产能不断萎缩时，刺激总需求只会带来一个结果：通胀压力加剧，而实际产出增长停滞。香港的困境恰恰在于，其生产端面临的是结构性的供给约束。消费券可以暂时提振零售商的收入，但无法降低商铺租金；减税可以增加企业利润，但无法解决工程师短缺的问题。这些短期措施不仅无法改变总供给曲线的趋势，反而可能通过维持高资产价格，进一步强化高地价、高成本的既得利益格局，从而固化供给侧的刚性。

香港需要的是一场系统性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包括通过大规模增加土地供应来降低要素成本；通过教育和职业培训体系的革新来提升人力资本的品质与适配度；通过简化商业规制、降低准入门槛来削减制度性交易成本；以及最关键的，通过产业多元化尤其是复兴制造业来培育新的增长极，从根本上改变经济对单一金融服务的过度依赖。

然而，知易行难。在香港现实政治经济格局中，上述每一项改革都面临着强大的既得利益阻力。大规模增加土地供应会触及房地产拥有者和开发商的核心利益，削减制度性成本可能遭遇官僚体系的惰性，而产业多元化则意味着资源要从现有的高利润部门重新配置到充满不确定性的新兴领域。在现有的利益博弈框架下，要推行彻底的供给侧改革，无异于一场零和博弈。

没有土地创科难成形

香港近年来积极拥抱创新科技，大力投入生命科技、人工智慧和金融科技等领域。北部都会区、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等规划，展现出这个城市转型的决心。然而，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始终悬而未决：科创的最终落地形态是什么？

环顾全球成功的创新经济体中，无论是矽谷、深圳还是特拉维夫，其核心特征都是“研发—制造—市场”的完整闭环。制造业并非科创的对立面，恰恰是其最坚实的基座。没有制造业，科创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根之木。设计出来的芯片需要晶圆厂流片，研发出的机器人需要组装线调试，开发出的新材料需要中试基地验证。当这些制造环节缺失时，创新的价值要么停留在论文和专利层面，要么被迫将核心环节外包至其他地区，导致知识溢出和产业生态建设的断裂。

香港恰恰面临这一尴尬。在本地发展制造业，哪怕是高附加值的先进制造业，都面临着不可逾越的成本障碍。租金、人工、环保标准以及配套供应链的缺失，使得任何试图在香港建立规模化生产线的尝试都步履维艰。科创企业在香港完成了种子轮、天使轮或A轮融资后，往往不得不将生产基地设在珠三角甚至长三角地区，香港仅仅保留了总部和研发功能。这种“前店后厂”的分离模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利用了区域分工，却使得香港始终无法建立起完整的产业生态系统，无法享受制造业带来的就业乘数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

强力降低成本不可行

那么，是否可以通过强力手段降低香港本地的生产要素价格——尤其是土地价格——来为制造业腾出空间？理论上可行，但实践中近乎天方夜谭。香港的财政结构高度依赖土地收入。从卖地收入到物业税、差饷，房地产链条为政府提供了稳定且庞大的现金流。任何试图大幅降低地价的政策，都意味着政府财政收入的断崖式下跌，进而影响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和基础设施的投资能力。

更重要的是，房地产与金融体系已深度捆绑。香港银行业的大量贷款以房地产作为抵押物，业主的财富效应与房价高度相关，而股票市场中的地产板块占据着举足轻重的权重。这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格局，使得任何可能导致资产价格大幅下跌的政策，都被视为对整个金融体系的冲击。在香港这样一个私人财富高度集中、金融稳定至上的经济体，触动地价无异于动摇整个社会经济秩序的根基。

因此，从存量入手，试图通过“切蛋糕”的方式重新分配利益，不仅阻力巨大，而且风险极高。这意味着一场激烈且具有破坏性的内部博弈。香港需要的不是一场零和博弈，而是一种能够创造增量的智慧——在不动摇既有利益格局的前提下，开辟新的战场，通过新增长点的培育来化解结构性矛盾。

建设制造业“飞地”

这就引出了香港经济破局的唯一可行路径：在内地建设一块真正属于香港的制造业飞地。这是一种“做加法”而非“做减法”、“做大蛋糕”而非“切分蛋糕”的智慧。其核心逻辑在于，在不损害香港本地既得利益者（如地产商、现有物业业主）的前提下，通过在内地获得低成本要素资源，重建香港的制造业根基。

所谓的“飞地”，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跨境合作区，而是一种深度制度创新。它要求这片土地在法律、标准、管理、税制等领域适用香港的制度，而在地理上位于内地。这样既能利用内地相对低廉的土地成本、充沛的劳动力资源和完善的供应链配套，又能沿用香港的普通法体系、自由港政策和与国际接轨的商业环境。

助商飞一臂之力

这种模式的价值，在航空制造业领域表现得尤为典型。以大飞机制造为例，中国商飞的C919专案正处于从“制造成功”走向“市场成功”的关键阶段。产能爬坡、国际适航认证、全球供应链管理是其面临的核心挑战，而香港恰恰在这些方面拥有独特的优势，能够助商飞一臂之力。

香港民航处作为国际民航组织的独立成员，其颁发的适航认证在国际上具有极高的认可度，且与美国的FAA、欧洲的EASA有直接的工作互认安排。如果在香港建立总装基地或部件制造基地，C919的部件可以直接获得国际认证，为整机获取国际适航证开辟一条快捷方式。同时，香港正在建设的飞机拆解与高价值部件交易中心，可以围绕C919打造“制造—运营—退役—循环”的完整闭环，为国产大飞机构建全球化的售后市场体系。自由港政策则使得从欧美进口的发动机、航电系统等高价值部件，在香港无需垫付高额关税，大大优化了现金流和供应链效率。

香港管理互利共赢

然而，这一切美好愿景都受制于一个现实：香港本地缺乏用于大规模总装制造的土地。这正是“飞地”模式需要发力的地方。广东江门的大广海湾新区，恰好提供了这样的空间载体。这片由香港政府参与填海所得的土地，如果能够按照“香港管理、互利共赢”的飞地模式运作，就可以完美结合香港的制度优势和内地的成本优势。在这里，可以规划建设C919的香港总装基地配套产业园区，由园区管理机构主导开发，适用香港的管理模式和法律制度，发展部段装配、物流仓储、测试中心等功能。

对于香港而言，这块制造业飞地的意义远不止于解决大飞机专案的落地问题。它代表着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范式的探索。

首先，它使得香港能够真正实现从“金融服务单引擎”向“金融+创科双引擎”的转型。金融业将继续发挥其资金融通和风险管理的优势，而飞地上的制造业则提供了技术转化和产业化的平台。科创企业可以在香港完成研发和融资，在飞地进行中试和量产，形成良性的区域产业分工。

制度叠加优势互补

其次，它为香港的年轻人提供了新的职业发展路径。长期以来，香港高等教育的毕业生大量涌入金融、地产和专业服务领域，导致人才结构性失衡。制造业飞地的建立，将创造对工程师、技术员、供应链管理师等岗位的大量需求，为香港年轻人提供多元化的优质就业机会，减缓社会流动性的固化。

再次，它有助于缓解香港的高成本压力。虽然飞地本身并不直接降低香港本地的租金水准，但它通过提供低成本的产业空间，使得那些对成本敏感的企业和人才不必全部挤在香港本地。这种分流效应在边际上可以缓解香港本地商业地产的紧张状态，并降低整体经济的运行成本。

最后，这种飞地模式为香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提供了全新的切入点。它超越了简单的“香港提供服务、内地提供工厂”的传统分工，而是走向了“制度叠加、优势互补”的深度融合。香港的国际规则、法律体系和自由港政策，与内地的产业配套、市场规模和要素成本，在飞地内实现对接，共同服务于大飞机、人工智慧、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机器人等国家战略产业的发展。

在自我革新中前行

香港经济的沉屙，源于供给侧的结构性僵化。高昂的要素成本、单一的产业结构以及既得利益格局的固化，使得传统的需求侧刺激和内部存量改革都难以奏效。在此背景下，香港需要的不是更多的短期救急方案，而是一场具有战略眼光的制度创新。

在内地建设制造业飞地，正是这样一条出路。它不触动本地既得利益者的乳酪，而是通过创造增量空间来培育新的增长引擎。它充分利用香港的制度优势和内地的发展纵深，为金融与科创的深度融合提供物理载体和产业基础。以大飞机总装基地为代表的飞地项目，可以开创陆港新型双赢模式，不仅能够说明国产大飞机突破产能瓶颈和国际认证障碍，更能为香港的产业转型注入强大的动力。

当然，这一构想面临着巨大的执行挑战。飞地的法律定位、行政管理、收益分配、人员流动等一系列细节问题，需要中央政府和两地政府以极高的智慧和务实精神进行顶层设计。然而，这一方向显然值得摸索。香港的未来，在于能否从“岛屿城市”的思维定式中跳脱出来，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以更广阔的视野和更创新的制度安排，重构自己的经济版图。

在维多利亚港的潮汐中，香港的繁荣从来都不是依靠一成不变的躺赢，而是在每一次危机和挑战中通过自我革新实现动态前行。今天，当这座城市再次站在十字路口时，制造业飞地或许正是那个能让它再次直上云霄的关键支点。这不仅来源于对香港经济现实和发展规律的洞察，更是对这个城市未来命运一种负责任的担当。

作者伍俊飞是紫荆党总裁，紫荆党政策研究院名誉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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