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冯炜光

近日伊朗突然遭美国和以色列军事空击，香港人可能把注意力放在股市和油价波动上。 然而这事也突显了国家安全的重要性。美国凭着超级大国的力量，肆意对别国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打击。伊朗则因为被渗透而至其领导层“一镬熟”。因此，我们必须有综合的国家安全观，有警觉性，也应筑好国家安全的堤坝。必须指出，若每个人都心中有国家，都爱护这个国家，是不会因为国家安全的实施细则而受影响的。

细则平衡国家安全与个人私隐

以近日刊宪的《国家安全法第43条实施细则》为例。有黄丝呱呱叫，说影响嫌疑人私隐，说警方滥权。这若不是别有用心，便是曲解了措施对涉嫌人的权利的保护。

若市民本着爱护国家，尽好市民责任，配合警方把其电子设备解锁，又有何问题？警方又肯定不会把受涉嫌人电子设备内的私隐，作为八卦，公诸于世。除非这些讯息涉及国家安全，有查案的需要，有呈堂的需要；那当然另作别论。

更何况今次修订未强迫被告自证其罪。《香港人权法案条例》第11条规定“不得强迫被告自供或认罪”。为切实保护这一人权，本次修订专门规定被告按要求提供密码、披露电子设备内信息这一行为，不得在后续实体刑事程序中成为针对被告的不利证据。从条订内这一安排可见，特区政府是在维护国家安全和保护被告的权利中，维持平衡。

法庭把关不随便赋权警方解锁

诚如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于3月24日在立法会会议上强调，警员必须基于国安原因，取得法庭手令才能搜查，“并非随随便便可在街上，要求市民取出电话及密码”。赋权警方解锁被告电子设备密码，是有法庭把关的，绝对不是执法机关说解锁便能解锁的。这个由法庭把关的安排，符合普通法原则，香港也一贯如此。

套用邓炳强局长在立法会上所言，若有人“用沙发顶着门”阻止警方入屋搜查单位，该人可能违反“阻差办公”；与若有人拒绝提供电子设备的密码予警员调查情况相若，“道理都是一样”，故修订设罚则属“非常合理”，而相关法例也见于英国、澳大利亚及新加坡等。更何况香港法庭早有先例。香港高等法院也曾在判例中认定，法律可赋权调查机关（相关该案中被赋权的是证监会）要求受调查人士、管有有关资料的人士等提供被检取电子设备、电子账户的密码。

普通法国家早有国安取密措施

至于有报导指有外国AI在香港公司担敏感资料因而外泄。这根本是上纲上线。自诩尊重人权的美西方很早便有类似措施。很多普通法国家都授权侦查机关要求提供电子设备解锁方法。

英国《2000年调查权力规管法》专设第III部“加密电子数据的调查”，规定警察等获授权的人员如合理认为出于国家安全、预防或侦查犯罪或为了英国的经济繁荣所必须，而又不能破解该加密数据，则有权要求掌握密码者披露加密数据。澳大利亚《1914年犯罪法》第3LA条也规定，获得裁判官授权的警察为获取电子数据，可要求掌握电子数据保护措施的人提供任何合理、必要的信息和协助。新西兰《2012年搜查和监视法》第130条、爱尔兰《2001年刑事司法（盗窃和欺诈罪）法》第48条、新加坡《2010年刑事诉讼法》第39、40条也有类似规定。若细心看一下这些西方国家的条例日期，早便有类似安排。

为何不见有身处这些西方国家的公司担心泄露敏感资料？还是那种西方媒体深入骨髓的傲慢，盲目认定——西方国家便一定能平衡国家安全和尊重人权包括保护商业秘密；我国和香港特区便不能。

没有限制居民通讯自由和秘密

再细心看这次修订，实际上没有对居民的通讯自由和通讯秘密施加新的限制。修订前的《实施细则》已授权警务人员搜查包括危害国家安全罪行证据的电子设备（包括破解该设备），本次修订只是增加了要求提供解密方法的授权，以使警务人员能切实行使已有权力，没有额外再限制通讯自由和通讯秘密。诚如邓炳强局长所言，现时修订只是让警方能省回宝贵的侦查时间。然而在维护国家安全上，时间是很关键的。

总而言之，今次修订只是让香港特区在维护国家安全措施方面和西方国家看齐。外国媒体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理由。要求对嫌疑人的电子设备解锁也是要经法庭赋权的。纵使有情况异常紧急情况，警方必须在事后向法庭解释。再者，香港在金融监管方面也早有案例。更重要的是，若你从来没有做过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的事，当个好市民，配合警方作调查，又有何问题？

作者冯炜光是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特区政府前新闻统筹专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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