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刘洋

中国的航运体系正处在一次深层的战略转型。过去几十年，我们习惯以港口吞吐量和运力规模来衡量航运中心的地位，而今天，决定竞争力的已不再是货柜数量，而是制度厚度——是谁主导风险定价、规则制定和信用治理。

航运正在“再定义”：中国蓝色战略的制度转向

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提高航运保险承保能力和全球服务水平，推进海事仲裁制度规则创新”，而“十五五”规划进一步强调“健全国际商事调解、仲裁、诉讼机制”。这标志着航运已被纳入国家制度性改革的布局之中：从“海洋经济”上升为“海洋治理”，从“运力建设”迈向“制度建设”。

航运的竞争焦点，正在从船舶向制度，从货物流向资本流和规则流转移。在这一进程里，香港的作用变得格外重要。作为普通法地区与国际金融中心，香港拥有法律、资本与信用三重优势，它既是国家航运战略的国际前哨，也是中国参与全球规则竞争的制度平台。

“十五五”的新座标：从中心城市到制度城市

“十五五”规划对香港的定位，是一次全局性的功能重塑：支持香港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强化国际风险管理中心功能；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深化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平台。

这并非单纯的经济扶持，而是一个“制度工程”。中央希望香港从依赖港口和地理位置的“物理枢纽”，转变为以法治与信任驱动的“制度枢纽”。这意味着在新时代的航运语境下，所谓“航运中心”，不再意味着更多的船与货，而是更成熟的规则体系、更可信的价值链与更开放的资本机制。

香港的国际航运中心正在完成一次深层转型：从以港口与货流为核心的城市，迈向以制度与信任为基石的国际制度城市——在海运、金融与法治的交汇处重塑价值与规则。

六个制度维度：香港角色的再定义

一是金融定价的引擎。未来航运的竞争在于资本配置。香港具有双币体系与成熟的金融市场，可在航运融资、再保险、租赁及运价衍生品方面形成制度创新。若能以香港交易所为中心推动航运保险、运价指数、碳排放配额等交易机制，香港将从“融资港”升级为“风险定价港”。

二是航运功能的再造。衡量航运中心的新标准，是增值服务的密度。保险、租赁、仲裁、碳审计、法律合规等环节构成价值链核心。香港应以高附加值的制度服务取代物理港口竞争，在产业结构上实现“由硬转软”。

三是风险治理的核心。全球九成海运保险由伦敦体系主导。香港可借助国家政策窗口建设中国主导的再保险网络，发展战争险、绿色航运险等新险种，建立覆盖“承保—分保—再保”的“香港航运保险资金池”，形成独立风险治理体系。

四是贸易与信用的结合点。借助香港在贸易融资与离岸人民币结算方面的优势，可构建能源与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形成“陆上定价、海上结算”的模式——上海承担价格形成，香港承担风险疏导与信用管理。

五是科技驱动的航运创新。在绿色航运与智能港口方向，香港应依托ESG金融与碳资产交易优势，推动数字化船舶登记、智能监管与碳中和技术落地，建设“绿色航运走廊”，以科技实现制度突破。

六是法治保障的制度支点。香港在国际仲裁与调解领域具有独特地位。未来应整合仲裁、调解及司法资源，构建跨境裁决与协同执行机制，让法治成为中国航运治理的重要输出。

通过金融、科技、法律与风险的整合，香港的航运生态正从运输业跃升为“制度产业”，从服务链条的一环转变为全球制度创新的节点。

沪港协同：中国航运治理的“双引擎”布局

中国航运网络正在形成以上海与香港为双核心的“南北呼应、功能互补”格局。上海承担制度化基础设施功能，主导人民币结算、运价指数与航运交易所建设；香港则通过国际金融、保险和法律体系，承担风险管理与全球对接任务。

两地协同不是竞争，而是互为支点的“中枢 + 前哨”：保险体系上，上海主险、香港分保，共建“中国保险链”；金融体系上，上海主导人民币融资，香港主导离岸结构化融资，打造“沪港航运金融走廊”；法律体系上，依托上海三大仲裁机构与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国际调解院，探索建立“沪港航运仲裁与调解通”，实现案件协同审理、裁决互认与数据共建，发布《沪港航运保险仲裁与调解指引》，提升“一地提出、两地协同、先调后裁、全球执行”的制度效能。

此外，双方还可通过共同设立绿色航运保险与再保基金、建立保险与仲裁数据共享平台、推动再保险“监管沙盒”等机制，构筑从港口到资本市场、从风险治理到法律制度的完整航运治理链条。

面向未来：从区域协作到制度共建

这一“双引擎”布局不仅是经济分工，更是一场制度再造。上海提供实体产业和政策协调，香港提供国际规则与金融接口，大湾区提供科技创新与人才支撑，三者合力支撑中国从“海洋经济”迈向“海洋治理”的国家战略。

对于上海而言，应以北外滩“国际航运枢纽门户”为依托，建设国际海事法律与保险产业集群，推动金融、法律和仲裁机构协同落地，形成国家级“航运法治创新区”；对香港而言，应在保持全球金融枢纽地位的同时，加快从“物流中心”向“规则中心”转变，使其成为中国制度航运的全球实践平台。

在全球航运治理中形成“中国方案”

航运的未来，不是更大的船或更多的货，而是更可靠的制度与更可信的价值链。

香港正在迎来它作为国际航运中心的第二次历史拐点——这一次，决定它未来的，不是地理，而是法治；不是港口，而是规则；不是吞吐量，而是制度的成熟度。

当中国在全球航运体系中由“规则适应者”转为“规则塑造者”，香港和上海组成的“双轴体系”，将成为这一转变的制度基础。未来在上海定价运力，在香港管理风险，在世界展示中国在全球航运治理中的制度自信——这才是中国航运从海洋经济迈向海洋治理、从区域竞争迈向全球影响的真正路径。

作者刘洋是海问律师事务所香港办公室合伙人，国际航运公会中国办事处首席代表，特首政策组专家组成员，香港海运港口发展局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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