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张镇宇

从 2025 年的全面关税战，到 2026 年初震惊世界的委内瑞拉突袭与伊朗空袭，再到如今 5 月的北京之行，特朗普看似跳跃的政策背后有着精密的底层逻辑：政策工具启用→发现代价远超预期→外交途径介入以求“止损”。本文将以此为切入点，提炼出一个更具普遍性的分析框架，为理解和预测特朗普的政策行为提供理论视角。

特朗普的“替代工具”逻辑

笔者在去年4月的评论中曾有过一个预判。彼时特朗普的全面关税政策遭遇强烈反噬，其烈度恐怕超出了其预期。由此，笔者推断：一旦某项政策工具使用不顺、代价超预期，特朗普有相当的概率转向其他政策替代工具，包括军事行动在内。尽管当时大多数观察者不认为特朗普是一位真的会发动战争的总统，笔者却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应被低估。因为笔者认为，在特朗普的政治计算中，工具之间的相对成本是动态变化的。

事后的发展印证了这一逻辑链条。自去年底起，特朗普的对外行动愈发激进：2025年底开始其发动新一轮对我国台湾地区的军售；今年1月，美国对委内瑞拉实施军事突击，活捉现任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及其妻子；2026年2月28日，美国与以色列联合对伊朗发动空袭，战争就此爆发。彼时的特朗普原本预估战事能在短期内结束，并计划带着“胜利”的结果于3月访问我国；然而伊朗展现出超乎预期的韧性，访华计划一再推迟，最终延至今日5月方才成行。

政策工具替代效应

笔者认为，理解特朗普的行动，首先需要放弃两个常见的分析陷阱：一是将他视为纯粹的意识形态斗士，二是将他视为完全的非理性行为者。更有解释力的视角，是将特朗普理解为一位在多重约束下进行自利性政治优化的决策者。也就是说，他不需要是“理性的”，但他确实是“自利的”，而自利性本身就足以使其行为呈现出相当程度的可预测性。

在这个基础上，笔者认为可以采用“政策工具替代效应”这一分析框架。设想一位决策者面前摆着多种政策工具：关税、军事行动、外交谈判。每种工具都有其政治代价——关税推高物价、引发市场恐慌；军事行动造成伤亡、推高油价；外交谈判则可能被批评为“软弱”。这些代价的相对大小并非静止不变，而是随时间推移动态演化的。当某种工具的边际代价升至不可承受时，决策者便会转向当下相对成本较低的替代选项。

这一机制在学术理论上有迹可循：例如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指出，决策者在“损失域”（domain of losses）中往往表现出风险偏好而非风险规避——也就是说，当现行政策持续亏损时，决策者反而更倾向于采取风险更高的替代选项，而非静待损失继续累积。后续的研究论证了领导人在政治挫折期往往更容易诉诸对抗性手段。从这个角度看，特朗普在关税战受挫后转向军事行动，并非性格失控，而是一种在损失情境下高度可预期的风险偏好转换。

三条线分别代表关税、军事行动和外交谈判在不同时期的政治成本。大圆圈标示该时点被选中的工具（即成本最低者）。当关税成本持续攀升至2026年初，军事选项的相对成本降至最低，成为被启用的工具；而军事行动导致油价飙升后，外交谈判又成为成本最低的选项。图为概念化示意，非精确测量。

特朗普为何在2026年与伊朗开战？

需要说明的是，这个框架解释的是时机（timing），而非动机（motivation）。打击伊朗的意识形态动机早已存在。例如川普本人否认，但是被大众认为是其竞选政纲的传统基金会的报告Project 2025中就有强调，川普重新上任后可能是“对伊朗神权政体施加更大压力的时机”（The time may be right to press harder on the Iranian theocracy），并要求“确保以色列拥有军事手段和政治支持及灵活性”。

但为什么战争发生是2026年2月，而不是2025年6月？笔者的观点是：正是因为关税工具在2025年下半年进入了边际递减的区间，即市场冲击力度减弱，但政治代价持续累积，军事选项才在政治计算中获得了“相对可行性”。换言之，意识形态决定了“使用某种政策工具的念头”，而成本的动态变化决定了“何时具体启用”。这一区分划定了框架的解释边界：本文不试图论证特朗普的所有行为都源于纯粹的成本计算（那将是一个不可证伪的循环论证），而是论证成本的动态变化解释了政策转向的节奏。

关税、战争与外交的循环

以此框架回溯过去一年多的政策轨迹，可以观察到三个相互衔接的阶段。

第一阶段是关税工具的冲击与边际递减。2025年4月，特朗普对全球发起新一轮全面关税战，市场的即时反应是剧烈的：标普500指数从高位大幅下挫，反映市场恐慌的芝加哥交易所的VIX恐慌指数飙升至52.3。VIX衡量市场对未来30天波动率的预期，52.3意味着交易员预期标普可能在一个月内剧烈震荡——一般认为，VIX高于40便代表市场存在非理性恐慌。来自各方的多重压力迅速向白宫传导，迫使特朗普意识到代价过高。

到了2025年下半年，情况却发生了微妙的结构性转变：市场虽仍有波动，但冲击力度明显不如第一轮，关税工具进入了边际递减的区间。问题在于，代价并没有随之下降——我国没有屈服，贸易逆差没有显著改善，美国消费者却实实在在感受到了物价上涨。这正是前景理论所描述的“损失域”困境：现行工具既难以带来政策收益，又已积累了相当的政治成本，从而催生了转向其他工具的强烈动机。

三个阴影区域分别标示关税升级期（2025 年 4 月， VIX 峰值 52）、伊朗冲突期（2026 年 2 月 28 日起，VIX 峰值 31）和外交转向期（2026 年 4 月中旬起， VIX 回落至 18）。 VIX 的峰值可被理解为该政策工具政治成本触顶的信号。

聚旗效应提振支持率

第二阶段是军事选项的启用及其意外代价。学界长期观察到所谓“聚旗效应”（Rally Round the Flag Effect）：重大外部危机往往带来短暂的民心凝聚，提振总统支持率。从历史数据看，这一效应的幅度从小布希在9/11后的约+39个百分点，到奥巴马击毙拉登后的+6个百分点不等。特朗普本人在2020年暗杀伊朗将领苏莱曼尼后，支持率也曾短暂上升约6个百分点，并有效转移了彼时弹劾案的压力。

基于此，特朗普可能确曾预计伊朗战争能带来类似的政治红利——尤其是在其支持率一直稳步下滑的背景下。然而现实的支持率数字显示聚旗效应几乎未能出现。这一结果并不令人意外，因为它反映的是美国政治的深层结构性变化，随着两党极化程度加深，聚旗效应的幅度已大幅萎缩。1991年海湾战争时，老布希能获得约+30个百分点的支持率飙升，是因为两党选民都愿意“团结在国旗下”；而在当今的极化环境中，党派身份已在很大程度上取代美国人的爱国主义情感，成为政治评估的首要框架，民主党选民几乎不可能因特朗普的军事行动而转向支持他。

油价压力难以承受

比聚旗效应更直接、也更难以规避的压力，来自油价。伊朗称其不会屈服，中东冲突持续延长，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局面令能源价格高度承压。WTI原油期货近期报每桶约100美元，较伊朗战争爆发前大幅攀升。而刚刚最新公布的数字显示，美国4月整体通胀率已升至3.8%，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能源成本同比大涨17.9%，汽油价格大涨28.4%，伊朗战事引发的能源冲击是主要驱动力。根据能源经济学的经典研究，油价每上涨10%，大约会在半年至一年内推高CPI 0.2至0.4个百分点；若战事持续导致油价居高不下，粗略估计，到2026年底，通胀有可能持续逼近4至5%的水准，而这恰好是中期选举前最敏感的时间窗口。

选民对在任者的评价与其对个人经济状况的感受高度相关：通胀上升意味着实际购买力下降，会直接转化为对执政党的惩罚票。对特朗普而言，高通胀→美联储无法降息→房贷利率高企、消费信心受压→经济不满情绪积累→中期选举失血，这条逻辑链几乎是自动触发的。自1946年以来，执政党在中期选举中平均损失约25个众议院席位；当总统支持率低于50%时，这一数字更高。共和党目前在众议院仅以217席对212席的微弱优势领先民主党，特朗普的支持率已从就职时的逾50%，跌至约40%，不支持率则上升了约13个百分点。在如此之低的政治容错率下，任何持续性的政策失误都可能是致命的。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我国作为全球最大的能源进口国及潜在的国际斡旋者，成为了美国在深陷中东泥潭时，少数能提供实质性经济与地缘政治筹码的对象。访华也因此从“外交选项”演变为“政治必需”。这也开启了第三阶段，尽可能通过外交斡旋减少政策失误带来的压力的阶段。

双层博弈中的止损逻辑

政治学者普特南（Robert Putnam, 1988）的“双层博弈”（Two-Level Games）理论，也为理解此次特朗普访华提供了一个贴切的分析框架。Putnam指出，国际谈判在本质上是两个层面同时进行的博弈：第一层是谈判桌上的国际博弈，第二层是各自国内政治的约束与授权。每位谈判者的“可接受协议集合”，即那些既能在国际上达成、又能在国内政治中被接受的协议范围，决定了谈判的空间与结果。

对特朗普而言，中期选举的政治时间表对其可接受协议集合形成了严格的下限约束：他不能让谈判完全破裂，那将重创市场信心、加深通胀预期；但他也需要能够向国内选民“宣称胜利”的具体内容。对我国而言，可接受协议集合的边界相对宽松，美国对伊朗战争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新的筹码。现代战争的消耗速度惊人，美国在战争中耗尽了导弹的存量，而重建这一存量所需的稀土矿物高度依赖我国供应。因此，我们在谈判中有更大的余地。

中美核心问题难有实质突破

笔者粗略估计，此次特朗普访华至少服务于三个相互叠加的目标。第一，如上文所述通过发出缓和信号，压缩油价中的地缘风险溢价，从而缓解通胀压力，为美联储降息创造空间。第二，为共和党核心票仓争取农产品采购承诺——美国对华农产品出口总额约208亿美元，仅大豆一项便达142亿美元，占美国大豆出口的六成，且高度集中于爱荷华、印第安纳、堪萨斯、内布拉斯加等共和党票仓州，农产品订单是对农业选民最直接可见的政治交付。第三，促成一份历史性的波音采购协议。

波音已逾七年未曾获得中国的重大订单。此次谈判可能达成数百架波音飞机的采购协议，若协议落实，这将是我国自2017年以来首次对波音的重大采购，亦可能创下史上最大单一飞机订单的纪录。波音作为美国最大的制造业出口商，一份超大订单不仅具有商业意义，更是特朗普在中期选举前最需要的“胜利成果”。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对特朗普访华结果的判断是：最可能出现的是一份“体量看起来很大、但实质留有余地”的框架协议——我方承诺增购大量美国商品，美方宣布部分关税豁免或分阶段降低，双方在人工智慧安全、气候变化等相对“低敏感度”议题上达成合作意向，但在核心结构性问题上不太可能有实质突破。可以说，这是双层博弈框架下高度可预期的“理性模糊”的结果。

解读特朗普政策底层代码

向前看，数个关键节点将决定这一轮“政策工具替代”循环的最终走向。若峰会后伊朗的战事彻底结束，油价确实回落，且美联储在秋季启动降息，特朗普的策略便算是暂时奏效：关税战→军事行动→外交止损，一个完整的工具替代循环就此收尾，至少在中期选举的时间框架内站稳脚跟。若油价持续居高不下、美联储在夏季维持利率不变，则特朗普可能转向国内能源政策，例如加速页岩油开采审批、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作为压低油价的替代手段。若中期选举前三个月（8至10月）共和党民调持续落后，也不排除特朗普再次诉诸某种外部冲突以启动聚旗效应，虽然这样大概率会无效。

归根结底，特朗普的政策轨迹并非不可预测，它是由一组可观察的变量，例如油价、通胀、支持率、国会席位差等因素所约束的优化问题。我们可以将外交、军事、贸易政策统一在同一个成本-收益分析的框架之内，将它们视为并不相互割裂的领域：决策者在任何一个政策工具上的挫折，都会通过成本的重新计算，传导至其他工具的启用可能性。

选民集合理论（Selectorate Theory）指出，政治领导人的首要目标并不一定是治理国家，而是维系“胜选联盟”（winning coalition）。从这个视角看，特朗普一系列看似跳跃的政策选择，无论是关税、军事行动、农业采购承诺、波音订单，不过是同一个底层逻辑的不同面向：在给定的政治约束下，以最小的联盟代价换取最大的选举收益。理性选择理论从不要求行为者具备“完美的大局观”或“道德理性”，它只要求行为者具备“最大化自身利益”的工具理性——而在这一点上，特朗普从未让人失望。

作者张镇宇博士是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博士后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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