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彭意婷

街头小贩的治理，从来不能倚赖单一形式。流动车仔、夜市地摊、街市熟食档、商场美食广场，各自承担不同的社会功能：有的门槛最低，让缺乏资本的人也能谋生；有的灵活多变，容许经营者随时调整；有的位于居民日常路径之上，提供顺手可及的饮食选择。这几个层级缺一不可，否则整个生态便会失衡。以此审视早前发生的将军澳尚德夜市被清场事件，便会发现所有解决方案全都指向同一种形式——将街头小贩全部迁入街市。

尚德夜市将进街市

晚上十时的将军澳尚德商场，曾经别有一番风景。手推车逐一就位，咖喱鱼蛋、串烧、手抓饼、车仔面、糖水，一档接一档开市。下班归途的打工仔买一碗碗仔翅，补习后的中学生买一串鱼蛋果腹，独居长者买一个炒面当作晚餐。这是一条由街坊自发形成、历经20年自然生长的街头夜市。

今年4月3日，这一切被金属防撞柱、铁马与彻夜驻守的保安截断。一个月后西贡区议会通过联署，促请领展重新规划街市档位、预留宵夜档位。立法会议员方国珊透露领展的回应：愿意在尚德街市内以弹性租金开设夜市熟食档，营业至凌晨一至二时。她亦提及将军澳第67区联用综合大楼的公营街市，食环署回应指该街市设计时已考虑容纳轻食熟食店，准许经营至深夜二时。

表面看来，问题正一步步解决：居民将有合法宵夜，小贩将有合法档位，领展有所配合，政府亦有安排。然而细察之下，所有解决方案皆指向同一种形式，即把街头文化收编入街市档位之内。私营商场如此，公营街市亦如是，连联署所引用的参考案例，领展旗下的彩明街市“宵夜美食街”也同样是街市内的安排。

流动小贩由四万跌至二百余

现行政策最先被牺牲的是最底层的创业阶梯，香港持牌流动小贩数目，全盛时期约四万个，到2024年底仅余233个，跌幅达99.5%。政府每年约25亿元的小贩管理预算，主要用于执法巡查，而非发牌、培训或设施建设。1957年的政府小贩政策报告，曾将小贩牌照定性为“社会福利”，旨在透过多种牌照形式实现基层生计与社区功能，流动小贩牌照正是其中最基础、最不可替代的入场途径，如今这道阶梯已近乎清零。

区议会联署、领展回应、食环署安排，全都在“街市化”这个层级打转，却无人追问：流动小贩牌照制度，仍然存在于政策议程之中吗？

政策应保障市民便利

有人可能会问，领展愿意以弹性租金开设夜市熟食档，食环署亦在新公营街市考虑夜间经营，这难道不是合理的回应？

问题在于，这些回应完全建立在商业诱因与行政诱因之上。有诱因则推行，无诱因则撤回。要看清这一点，必须先了解香港零售消费的结构性危机。2024年，香港居民北上总人次超过9,500万，较2023年急增80%；同年7月本地零售销售额仅291亿元，较疫情前高峰低近三成。深圳的商场以低价、多元、夜间长时间经营，大规模吸走本地消费。香港屋邨商场若继续依赖连锁店、标准化租户与固定营业时间，边际吸引力只会持续递减。

在此竞争压力下，差异化、本地化、夜间化的消费体验，确实成为领展的商业诱因，它需要留住客流、维持租金收入。食环署为新建公营街市增加吸引力，亦有其行政诱因。然而这恰恰说明了为何不能将公共政策押注于诱因之上：领展的商业策略可以随时调整，若业绩好转、竞争压力减弱，或发现夜市营运成本过高、投诉增多，它可以随时终止弹性租金、收窄营业时段，甚至关闭夜市档位。食环署的安排同样受制于预算、人手与政治气候的变化。

政策所应保障的，是市民在诱因消失之后仍然拥有的权利。屋邨基层的夜间饮食需求、街头小贩的合法经营空间、低成本创业的社会阶梯，这些不应是领展业绩良好或食环署有余裕时才存在的附加福利。

街市做不到的三件事

即使街市化推行至极致，也无法替代街头流动小贩的功能。理由有三：

第一，创业门槛截然不同。街市档位需要租金、按金、装修及合规设备投资。对于缺乏资本的基层市民、长者或青年而言，此门槛远高于“一架手推车、一个炉头、一张凳子”即可开业的街头模式。当街市化成为唯一合法形式，基层创业的社会阶梯便实质断裂。

第二，街头的多元生态无法被街市的标准化格式复制。尚德二十年自发形成的夜市组合，如手抓饼、咖喱鱼蛋、串烧、糖水、车仔面等，所依赖的，是街头的灵活适应、自然进出、无门槛的多样试错。经营者可按季节、时段、顾客口味随时调整；失败的档口自然消失，成功的迅速补上。街市的固定档位、固定时段、商品分类规范，本质上是标准化管理，难以承载那种有机、流动、低成本的试验生态。

第三，社区渗透性无法重建。街头流动小贩可在商场前空地、巴士总站、地铁站出口、屋邨主要通道摆卖，服务范围覆盖居民步行可达的区域，关键在于“顺路”。对于独居长者、夜归打工仔而言，顺路购买一串鱼蛋与专程走入街市，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配套。

即使尚德街市的夜市熟食档做到极致弹性，67区联用大楼的安排做到极致便利，也无法替代街头小贩的社区渗透性。

没有城市走上这条窄路

台北设有《摊贩管理自治条例》，同时涵盖流动摊贩牌照、夜市集中区与街市熟食档三个层级，权责分明。首尔经过五年协商，通过《街头小贩管理指引》，同样规范街头小贩、传统市场与夜市专区三层并存。新加坡表面上将流动小贩全部迁入小贩中心，但背后有极强的政策保障作为支撑，包括严格租金管控（每月仅数百新加坡元）、设施补贴及传承计划，保住了基层生计与低成本创业的属性，小贩文化更获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反观香港，流动小贩牌照接近清零，同时没有任何有力的政策保障。

对于领展与食环署的最新回应，应予肯定。领展愿意以弹性租金开设街市内夜市熟食档，对部分小贩而言是合法、稳定、具卫生配套的进步；食环署于67区新建公营街市的安排，反映了政府对居民夜间饮食需要的实质回应；区议员同时推动私营商场与公营街市的安排，亦是实际的进步。然而这些进步全部处于同一层级，且全部依附于可变的诱因之上。

街头文化应是城市软实力

短期内，领展夜市熟食档的试点应设有透明监察机制，确保弹性租金、申请门槛与营运要求不超出基层可承担的范围；67区的安排同步推进。同时立法会议员应继续向政府追问何时才会重启流动小贩发牌，并要求环境及生态局作出具体回应及改善方案。

中期而言，政府应重启整体小贩政策检讨，明确恢复多层次框架；重启流动小贩发牌（建议每年不少于1,000个），并容许牌照转让以吸引青年加入；将每年约25亿元的小贩管理预算由“扫荡主导”转为“支援主导”，用于培训、低息贷款、设施补贴与夜市基建；在旺角、铜锣湾、屋邨主要广场设立限时夜市试点。

这些安排不应取决于领展的商业策略或食环署的行政偏好，即使日后北上消费回落、本地零售复苏，政策也不应随之撤销。因为其所保障的，是市民的基本生活配套与社会流动机会，而非市场景气的附属品。

长远而言，香港应参考台北的自治条例模式，为小贩政策设立明确的主管机关，按职能划分权责；配以类似首尔的多方咨询机制；借鉴新加坡将小贩文化视为城市软实力资产的做法，而非仅仅视为管理问题。

政策应是可信赖的制度权利

街市化并非错误，亦非失败。对部分小贩与消费者而言，它代表更稳定、更卫生、更合法的进步。然而这些进步全部处于同一层级，且全部依附于可变的诱因之上。缺乏资本的基层市民需要街头流动小贩这一层；城市文化需要夜市专区的多元生态；社区生活配套需要步行可达的街头层次。当持牌流动小贩由四万跌至233个，香港所失去的除了若干档位，还有一整层原本作为基层创业阶梯与城市传统的政策层次。

领展今天的弹性租金、食环署明天的夜间经营，皆不足以填补这个结构性缺口。政策不应是“有诱因时施舍，无诱因时收回”的附加福利，而应是无论景气高低、无论营运者为何人，市民皆可信赖的制度权利。

作者彭意婷是新思维副秘书长，青年组织“灯芯”创办人。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01论坛欢迎投稿。请电邮至01view@hk01.com，附上作者真实姓名、自我简介及联络方法。若不适用，恕不另行通知。香港01保留最终编辑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