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徐小龙博士

近日牛头角发生的士铲上行人路酿成1死4伤的致命车祸，再次触动社会对高龄商用车司机及道路安全的敏感神经。面对日益老化的职业司机群体，政府早于2023年已提出将商用车司机提交体格证明的年龄门槛由70岁降至65岁，并改为“一年一检”。然而，运输署近日证实，相关法例修订将由原定争取今年第二季落实，改为“争取在今年下半年向立法会提交经优化的立法建议”。

政策延后、时间表推迟，固然令社会感到失望，并形成了一段没有法例强制把关的“空窗期”。但任何公共政策的推进，与其停留在不断追问“为何延迟”，不如化被动为主动：既然政府需要时间敲定细节，这段空窗期便不应是单纯等待立法的真空期，而应被视为把制度细节、执行能力和过渡安排一次补齐的“冲刺期”。

要走完这最后一公里，政府应在下半年提交立法建议前，善用这段空窗期做好以下五项关键工作：

第一，医疗标准需由“检视中”转化为“清晰定稿”。

修例的核心在于把关，而把关的准则必须客观。政府现时表明正与港大顾问团队检视《规例》内所指明的疾病或身体伤残项目，并调整供医生参考的医疗指引。既然如此，当局应尽快公开修订原则，例如是否将听力、青光眼及认知反应能力列入强制评估范围？判定准则又应如何量化，以减少不同医生之间的尺度差异？提早让医学界与运输业界掌握客观标准，将可大幅减少法例出台时的适应阵痛。

第二，将“试行结果”转化为可操作的实务流程。

运输署早前曾邀请商用车业界参与体格评估试验计划，以吸纳前线医生和业界的实务意见。然而，试验不能只停留在“收集意见”的层面，社会期望看到的是一份具体的“除错报告”：试行中发现了甚么漏洞？长者司机在哪些测试中遇到最大困难？行政流程哪里需要简化？唯有把试验经验转化并写入未来的执行手册中，才能证明这段时间的心血没有白费。

第三，建立“合资格医生名册”以确保产能与质素。

“一年一检”意味着每年将增加数以万计的体检需求。为了避免不同诊所“尺度不一”，甚或出现司机找不到合适医生做评估的窘境，政府应着手制订专属的合资格医生名册。透过为名册内的医生提供统一培训，甚至如部分议员建议般，探讨让公立医院或指定医疗机构承担部分高龄集中体检的角色，方能确保整个医疗系统具备足够的承载力，稳妥应对新政策带来的检验量。

第四，以风险为本，优化“过渡安排”并探讨弹性。

在修例尚未通过之际，运输署继续为商用车司机提供每年一次的免费健康检查。这固然是好事，但纯自愿性质难以精准覆盖高风险群组。政府可考虑把免费体检名额优先配对予年资长、工时长或曾涉轻微事故的司机。同时，面对业界对“一刀切”加剧人手短缺的担忧，部分议员提出“65岁司机若健康良好可隔年一检”等弹性方案。政府应趁此空窗期，以客观数据回应是否接受此类风险分级管理，从而释除业界疑虑。

第五，为未能通过体检的司机提供妥善的“退场与转型支援”。

我们必须明白，对于许多高龄职业司机而言，驾驶不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他们维持生计、甚至维系个人尊严的重要支柱。收紧体检要求，无可避免会导致部分长者司机因身体状况不达标而被迫停工。若政策仅着眼于“淘汰”而缺乏“善后”机制，势必引发业界的强烈反弹。因此，政府在修例的同时，应联同劳工处及社福机构，为这批退下来的司机设立专属的支援机制。例如，协助他们转型至运输业内非驾驶的后勤岗位（如车队调度员、站长、物流助理等），或提供过渡性的生活津贴与再培训课程。让政策在保障公众安全的同时，也能体现对老臣子的社会关怀，这才是减少修例阻力的治本之道。

总结而言，这段空窗期虽然源于政策进一步优化的需要，却为香港提供了一次宝贵的契机，把高龄商用车司机体检制度的最后一公里走得更稳、更实在。政府若能在此期间完成上述五项准备工作，不单能让未来的立法建议更臻完善，更能展现负责任的管治态度——真正做到回应市民对道路安全的“急不容缓”，与落实制度优化的“稳妥周全”并行不悖。

正如本人在建筑及工程规管领域的专业经验所示，任何涉及公众安全的制度改革，成功与否的关键在于标准是否清晰、配套是否充足、过渡是否公平，以及能否持续优化。道路安全关乎全港市民的福祉，商用车司机的健康把关更是不可或缺的一环。期望运输署及相关政策局把握这段宝贵时间，与医学界、运输业界及社会各界紧密合作，稳妥推进相关工作，让香港的道路运输环境更安全、更可靠，为市民提供更安心的出行保障。

作者徐小龙博士是注册专业测量师（建筑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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