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梁礼贤医生

香港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以来，在社会引起广泛讨论。纵使这项改革旨在调整资助架构，精准投放资源，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的医疗需求，但由于政策牵涉面广，无可避免地在落实初期带来一些调整期的挑战。适逢本年度的《财政预算案》中，有关医疗的拨款讨论相对聚焦，不少立法会议员在审议时均主动提及医疗改革，相关的理性探讨亦延续至5月份的卫生事务委员会，足见各界对医疗发展的重视。

“边缘”患者会否看不起病？

医疗改革本意正确，但在执行层面必然会引发连锁反响。除了笔者早前撰文提及，部分病人因应急症室收费调整而选择自行到药房购买药物外，议员陈凯欣亦引用政府数据，指出部分基层病人因经济考量而减少领取药物；议员陈克勤同样关注药费及专科门诊收费对市民的实际影响。虽然当局已在不同场合作出说明，但业界与民意代表的质疑，无非是担心部分“边缘”患者因经济压力减少覆诊，从而影响慢性病的控制成效。

另一边厢，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的讨论中，议员则普遍关注改革的配套措施是否到位。不少议员虽支持精准投放资源、保障弱势的方向，但同时指出政策在推出前的公众咨询及过渡安排仍有优化空间，并期望当局能提供更多具体的临床与营运数据，以实证证明改革的长远成效。

医疗就业市场会否受影响？

与此同时，医疗体制的急速转变，加上香港目前充满挑战的经济环境，令医疗卫生界的新毕业生感到忧虑。在现时经济放缓及公共财政审慎的氛围下，公营医疗机构在资源调配与人手招聘上难免更为谨慎。这批本地培育的生力军，除了面对前线工作环境转变的压力外，亦深切关心公共财政压力会否传导至就业市场，进而影响长远的职涯规划与入行机会。

事实上，这并非民意代表首次对医改提出意见。医改方案出炉之初，已有声音建议应做好更全面的咨询与配套设施。过去，部分持份者曾直言政策与前线期望存在落差，而当局的解说亦予人较为强硬的印象。由于收费调整属于行政机制，社会各界往往期望政府在掌握主导权的同时，能展现出更具包容性的施政风范，广纳民间智慧。

应出台政策缓解改革阵痛

笔者非常欣赏医务卫生局局长的魄力与行动力。医疗改革并非新课题，过去多年虽然讨论不断，但真正大刀阔斧推动者不多。今次当局敢于在经济复苏期推出收费调整，确实需要面对不小的政治决心与社会舆论，这份推动体制转型的魄力值得肯定。

不过，改革初期的阵痛，正正提醒我们配套措施仍有相当的完善空间。事实上，不少议员与业界的建议非常务实，例如自动豁免领取“长生津”长者的相关费用、将照顾者津贴领取者纳入豁免范围、大幅简化目前繁复的资助申请程序，以及增加夜诊名额等。在当前经济不确定性较高的情况下，这些优化措施不仅能直接纾缓基层市民与“边缘中产”的经济痛点，更能有效减轻前线医护、行政人员以及刚入职新毕业生的工作与心理压力。确保公营医疗系统有稳定的资源吸纳本地新人，让他们在具备安全感的环境下适应前线工作，值得政府认真考虑并尽快落实。

政策执行应注重以人为本

议员所反映的，确实是市民大众的真实声音——尤其在通胀压力下，不少“边缘”中产或基层家庭真切面对着生活开支的权衡。这些声音不应被简单视为对改革的阻力，而是帮助当局及早察觉政策盲点、优化制度的宝贵参考。因此，当局在面对不同意见时，大可不必急于驳斥，而宜以开放的胸襟视之为完善政策的契机。

如今香港人口老化越趋严重，65岁及以上长者人口持续上升，未来十年的医疗需求势必大幅增加。若公营系统不进行制度与财务上的改革，资源将难以为继。因此，改革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但执行上必须更注重“以人为本”的施政理念。

当局应开展更充分公众讨论

值得欣慰的是，政府承诺每两年就医改进行一次检讨。这两年将是关键的观察期，届时可清楚检视政策成效与需要补足的群体。笔者期望当局能以开放、温和的态度，在2028年前展开充分而具建设性的公众讨论。特别是在考量宏观经济环境的双重影响下，当局应将“本地医疗人才培育与就业保障”纳入长期检讨范围，多聆听业界及新一代医护的声音。

医疗改革从来是长跑，而非短线操作。唯有平衡“可持续发展”与“市民可负担性”，并重视本地专业人才的传承，才能让这场改革真正成为香港医疗体系的转型动力，保障全港市民的健康权益。

作者梁礼贤是放射科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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