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童立人

早前，我写了一篇题为《当每一程车都要数算》的文章。今天，当我得知政府决定不推行“二元优惠计划”每月240程上限的消息时，我必须先说一声：谢谢。

谢谢愿意重新检视这项政策的政府官员。在公共行政的世界里，“改变初衷”往往被视为“跪低”，但今次的决定恰恰证明了相反：真正强大的治理，是有勇气承认最初的设计未尽完善，并愿意以行动回应社会的真实需要。这份从善如流的胸襟，不是退让，而是担当，理应被肯定，也理应被记住。我也要谢谢愿意与我分享故事的阿明和阿杰妈妈，如果不是他们把日复一日的疲惫与坚持说给我听，这篇文章不会有温度。

写《当每一程车都要数算》的时候，我曾担心过：这篇文章会不会只是石沉大海？会不会只是又一篇被快速划过的网络评论？会不会有人觉得，为了区区一个交通补贴计划写这么长的文章，是不是“小题大做”？但我还是写了。因为我深信一件事：公共政策的细节里，住着一个个具体的人。一个看似微小的数字背后，可能是整个家庭的生活节奏；一条看似技术性的条文里，可能藏着某个人能否如常上学、上班、求医、见朋友的答案。公共政策的可贵，从来不在于“一锤定音”的果断，而在于愿意聆听、愿意修正的谦逊。

240程上限的最初构想，源于对公帑运用的审慎考量，这份审慎本身并无不妥，甚至是任何负责任政府都应有的态度。然而，审慎与冷峻之间，有时只有一线之隔。240这个数字，对于坐在办公室里的决策者而言，可能只是一个技术参数，一个用以平衡支出与覆盖面的计算结果；但对于那位每日要转七八次车上下课的伤残学生、那位每日带着智障儿子上下班的年长母亲而言，240是他们人生半径的硬性边界，是他们每日清晨醒来、心里默默开始计算的那道沉重的数学题。

我相信，今次的经验显示了当政府愿意聆听，当民间愿意以理性而非敌意去诉说，当双方都把“真实有需要的人”放在讨论的中心，公共政策便有可能变得更好。这不只是一项交通补贴计划的改善，更是一次公共治理文化的进步。我期盼这份进步，能延伸至更多公共议题，因为每一个议题的背后，都可能有默默承受着不合理重量的人，他们值得被看见，值得被聆听，值得被同行。

作者笔名童立人，是时事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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