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彭意婷

在刚过去的立法会讨论中，官方与不少议员对“尼特族”（NEET）现象提出了两套偏见。尼特族指的是不在学、不在职、也不接受培训的青年。他们一是把问题归咎于青年个人，责备他们“啃老”、“懒散”、心态有问题；二是迷信AI万能，认为只要加强技能培训，青年便能重返职场。两套偏见虽然一个骂人、一个教人，却同样拒绝承认，青年真正需要的是一段安全的探索期，而不是被贴上标签，也不是被塞进技能课程。

问题都在青年身上吗？

劳工及福利局数字显示，2023至2025年间，15至24岁尼特族约占该年龄层百分之5.7至6。即使经济畅旺、就业市场缺人，这个比例仍徘徊在百分之6至7之间。经济起伏都不影响它，恐怕不是巧合，更像是制度层面的某种征兆，与其反复追究“青年为何不工作”，不如承认问题的根源在制度，不在青年身上。

这次立法会讨论，最明显的共同点是，官方与许多议员都将尼特族视为青年个人的问题。

选委界议员李家驹引用立法会秘书处资料指出，本港尼特族比率高于日本与新加坡。他还提到，2018至2025年间，香港青年人口下跌约两成，但15至24岁失业率却从8%升至11.2%，因此要求政府“加强就业诱因”，协助青年重返职场。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菡则将现象归因于“青年多为初次求职者，缺乏工作经验，导致待业时间较长”。这说法本身不算错，但只停留在个人层面，未有追问制度为何没有提供足够的过渡支援。他同时强调政府已推出多项就业计划，例如为低学历青年设立的培训计划，以及鼓励青年到大湾区工作的就业方案。

社会不应撇清责任

同一场会议中，部分议员的说法更为直白。有人将青年形容为“啃老族”，批评父母心甘情愿地供养子女，把青年失业看成心态问题，甚至认为需要为家长补课，以免他们纵容子女变成“啃老”。在香港，政府文件用尼特族作统计概念，但社会讨论往往把“双失青年”、“隐蔽青年”、“啃老族”等词交替使用，令几个概念黏在一起。这种将结构性指标收窄为家庭教养问题的说法，实际效果是把制度性风险“家庭化”和“道德化”。

然而，无论是政府的统计工作，还是国际经验，都很清楚指出，尼特族涉及的是劳工市场、教育制度、社会保障多重交织的结果，而不是简单的“不肯做”或“啃父母”。当房租、车费、生活成本节节上升，而入门职位工时长、薪酬低、前景不明朗，我们究竟是在讨论“啃老”，还是在讨论一代青年被迫靠家庭去承受本应由社会制度分担的风险？

这些说法背后有一个共同前提，就是问题出在青年“欠缺经验”、“不愿就业”或“被父母宠坏”，因此需要更多诱因、辅导与规训。尼特族只被理解为一群需要被矫正的个体，而非一个能够揭示制度漏洞的指标。

青年被抹去的奥德赛时期

这种问题定义方式，其实忽略了青年生命历程中的一个重点——任何人从校园走向社会，本来就不可能是条直线。

在国际讨论中，有人曾提出“Odyssey years”（奥德赛时期）的概念，形容青年从青春期迈向成年责任之间的一段漫长、非线性的过渡阶段。这个词源自荷马史诗《奥德赛》，主人公奥德修斯在特洛伊战争后，漂泊十年才回到家乡。在这段旅途中，他经历迷航、试探、失败、反思，最终成长为更完整的自己。

青年的奥德赛时期其实无甚分别，他们可能在完成中学或大学后，并未直接进入稳定的全职工作，而是透过短期工作、志愿服务、旅行、进修、创业试验、甚至长时间的独处与思考，来探索自己的兴趣、价值与人生方向。这段旅程往往迂回曲折，时而停滞，时而绕路，但正是这些“非线性”的经历，塑造了青年的身份认同与内在动机。“空窗年”（gap year）的兴起，也反映许多社会愿意承认，青年在正式上轨道之前，需要一段试错的空间——而这段空间的长短与形态，不应被一刀切的“就业率”所抹平。

然而，香港的制度与舆论，几乎只用“生产力”作为衡量标准。中学教育以成绩为核心，专上教育以学位为目标，毕业后则要尽快“上岸”，变成稳定且可预测的劳动力。当青年按部就班走完这条流水线，却发现自己从未真正认真探索过兴趣与爱好，而社会只要求你“立刻开工”，他们感到迷茫，其实不是例外，而是制度设计下可以预见的结果。

不应将风险都转嫁给家庭

在这样的背景下，暂时不在职、不在学、不在受训，未必等同逃避，也可以是一种延迟决定、反思方向的行为——特别是在生活成本高涨、职位结构两极化的城市，青年可能需要更多时间去衡量自己愿意为怎样的生活投入。把这种探索期一概视为“懒散”、“不求上进”，再进一步指责父母“纵容子女啃老”，实际上只是把本应由制度承担的风险转嫁给个别家庭，并在舆论上对他们进行道德审判。

问题不在于青年是否曾有一段“什么都不想做的时期”——其实谁没有过呢？当青年在这种迷茫中寻找方向时，我们需要检视的是制度本身是否有提供安全的探索空间，而不是用一堆统计数据来为他们贴上标签。

AI能否解决问题？

在同一场会议中，人工智能是另一个频繁出现的关键词。有人指出，AI 等自动化技术的发展，让企业减少招聘初级职位的青年，并询问政府是否有系统地引入 AI 应用技能培训，以协助青年提升竞争力。政府的回应，是一套熟悉的“AI 教育方案”：扩大 STEAM 学科收生比例，优先资助 AI 相关课程，将 AI 内容纳入职训必修单元，并把雇员再培训局升格为“技能提升局”。这些措施显示政府对科技变迁有所回应，但它们同样建立在一种工具崇拜的前提之上，只要更多青年“学 AI”，问题就能迎刃而解。

然而，AI 从来只是一种工具，是实现目标的手段，而不是目标本身。真正需要追问的是，青年想用 AI 来做什么。如果青年对自己的兴趣、价值与长期方向没有清晰认识，只是一窝蜂去修读 AI 课程，那么 AI 很可能只是另一个被塞进课表的“潮语”，取代了旧有的热门学科，却没有改变青年在制度中的处境。

其实本地已经有一些比较接近“项目为本”的 AI 教育实践。例如有中学参与大学与慈善机构合作的 AI 教育计划，学生不只是单纯学习工具操作，而是设计具体专案。有人用生成式 AI 为长者重现年轻时未能拍摄的婚纱照，有人用 AI 协助长者管理健康，也有学生以 AI 协助设计实验。这类实例的重点，在于学生必须先回答“我关心什么”，再思考“AI 可以扮演什么角色”。技术不是目的，而是服务人的工具。

相较之下，这次官方的政策重点，仍然集中在课程数量与资助名额。当我们把 AI 当成万灵丹，便将技能训练置于自我探索之上。青年是否被允许先理解自己想要什么，再选择需要什么工具？还是说，他们只是不断被要求“升级技能”，却永远没有时间问自己究竟想用这些技能来做什么。

青年需要的是安全探索期

从政府与部分议员的说法，可以看出一套隐性的衡量标准，就是尼特族比率愈低愈好，青年就业率愈高愈好，只要更多青年“在职、在学或受训”，政策就宣告成功。

但如果只用这条标准，就会出现一种荒谬的结果。一名在极低薪、长工时、精神压力巨大的岗位上挣扎的青年，在统计上是“成功”的；而一名暂时退一步，为了照顾家庭、处理精神健康，或认真探索方向而离开劳动市场一段时间的青年，却被归类为“问题”。

我们需要为青年政策换一套标准，例如青年是否能透过工作维持基本生活，是否有现实可行的上升空间，是否拥有被制度承认的探索期，可以在不被贴上标签的前提下试错与重整。

在这套标准下，尼特族不再只是一个需要“压低”的比例，而是一面镜子，照出我们的制度如何看待青年，也照出社会愿意给他们留下多少呼吸与探索的空间。既然问题不只是“就业率”，对策也不该只停留在多开几个课程、加码几项补贴，至少有几个方向值得公开讨论。

四大方向从根本解决问题

第一，把“探索期”制度化，而不是默认它只能偷偷发生。例如在中小学甚至大学阶段，设计为期六至十二个月的“青年探索与实习计划”，让青年在不同领域轮流短期参与，并就已成年但缺乏家庭资源的青年提供基础津贴，避免探索期只属于中产家庭的奢侈品。

第二，把 AI 培训变成“专案孵化器”，而不是另一张证书。将补助条件从时数或人头改为专案成果，要求课程必须连结实际专案，鼓励不同类型的机构与学校合作，让青年在真实场景中实验技术。

第三，从补贴雇主转为部分直接支援青年与家庭。将部分资源转为“青年技能与探索帐户”，让青年自主选择用在再培训、社区项目或创业试验；并在贫穷政策与住屋安排上，把“有成年子女处于探索阶段的家庭”视为一种需要支援的类型，而不是一边默认父母要出钱兜底，一边在舆论上指责他们。

第四，推动社会及家长观念转变，让义工、旅行、社区参与、自由创作等探索活动，无论在大学之前或之后，都成为值得鼓励的正向选择，而非被视为“浪费时间”或“不务正业”。成年人需要明白，一段没有薪水但有体验的时期，往往比仓促就业更能帮助青年找到方向。

用制度框架承接那6%的青年

这些方向未必能在短期内大幅降低尼特比例，但它们至少承认，尼特族这个数字背后，是一段本来就应存在的生命历程——只不过我们一直拒绝为青年建构一个安全、可承受的制度框架。

当约 6% 的青年长期在制度外徘徊，在位者可以继续用“啃老”、“懒散”、“心态有问题”这类语言，把一切归咎于个人与家庭。但这种将青年视为“问题”的态度，只会把他们推得更远——远离职场、远离社会、也远离任何对话的可能。换一个做法，我们不妨承认问题出在制度设计与社会价值上，先让成年人学会将心比心，不再把青年当问题，为他们搭建一条更安全、更有弹性的探索之路。

作者彭意婷是新思维副秘书长，青年组织“灯芯”创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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