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麦俊豪

当前，香港特区政府正就首个五年规划开展两个月的公众咨询。但仍有个别声音认为“香港制定五年规划是放弃市场经济，实行计划经济”，这是对五年规划的严重误读。

香港五年规划属于指导性规划而非指令性计划。在讨论香港五年规划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之前，必须明确何为计划经济。计划经济是在经济发展计划中制定各行业生产指标，政府以行政命令规定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企业任何产品的销售和购买均听从政府调配，企业生产不追求利润而是为了完成计划规定的指标。计划经济排除市场价格机制和企业经营自主权，政府财政为企业亏损兜底补贴。建国初期，内地引入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制定“五年计划”，具有强烈的指令性色彩。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完善，内地制定五年规划已经从计划经济条件下单纯的指令性计划变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宏观性、政策性的指导性规划。因此早在2006年中央政府出台“十一五”规划时，便将“发展计划”改为“发展规划”并延续至今，取消大多数行业的产量指标，仅保留少量宏观约束性指标，以评价各地方各部门的绩效，对企业没有强制约束力，充分尊重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

在“一国两制”下，香港实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保障企业生产经营自主权，尊重市场价格机制，市场准入高度开放、公平竞争，财政不为企业亏损兜底补贴。香港的五年规划属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指导性规划，按照市场经济运作原则制定，不影响市场经济制度实施，不否定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绝不等于香港实行计划经济制度。

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也有经济发展规划。新加坡多次制定发展总蓝图（Master Plan），每次总蓝图都规划其未来10至20年的人口、住房、交通、工商业、基础设施等发展目标。英国二战后基于凯恩斯主义，将制定“长期经济发展计划（Long Term Economic Plan，LTEP）”视为工党和保守党的“战后两党共识（Post War Consensus）”，推行至1970年代末；2020年以来，英国又发布了《绿色工业革命十点计划》、《英国数字战略》、《现代产业战略》等经济发展规划。法国戴高乐政府1946年起实行“指导主义经济（Dirigisme）”，设立“总体规划委员会”（现名为“战略与规划高级委员会”）制定指导性经济发展规划并延续至今。日本1955年成立“经济企划厅”，负责制定指导性经济中期发展规划。韩国1962年成立副总理级的“经济企划院”（现名为“企划财政部”），有权领导其他经济部门，并在1963至1996年制定实施了7个经济开发五年计划。就香港而言，港英政府于1948年发布《亚拔高比报告》（Abercrombie Report），对香港从房屋到交通、市区到乡郊、经济发展、政府决策各方面作规划。正如邓小平所说，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香港特区政府需打造“有为政府”，通过积极采取干预措施，解决“市场失灵”带来的一系列深层次问题。香港长期将“自由放任不干预”视为过去成功的关键并奉为圭臬，但自由放任市场经济追求短期利益，存在自发性、盲目性、短视性，若无有为政府干预，难免产生一系列市场失灵问题。香港金融、航运、贸易传统优势面临周边的激烈竞争，制造业空心化和新型工业化发展缓慢，在世界面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的复杂环境下，追求短期利益的香港式“High-Tech揩嘢，Low-Tech捞嘢（高科技亏钱，低科技赚钱）”和“炒楼炒股赚快钱”经济逻辑无法适应国际竞争。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档，就北都建设、经济金融、创新科技、民生福利等一系列问题做出战略部署，并提出具体措施，正是特区政府从“自由放任政府”迈向“积极有为政府”，着手解决一系列市场失灵问题的至关重要一步。

香港五年规划并非指令性的计划经济，而是指导性的经济规划。当前香港进入由治及兴的新阶段，迎来全力拼经济、谋发展的最佳时期。香港社会各界宜解放思想，在五年规划公众咨询中凝聚发展共识，主动求变应变，打到“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的最佳结合点，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更好更快发展。

作者麦俊豪是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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