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赖泳恩

近日，惩教署一段由部门多媒体小组自行制作的AI防罪教育宣传片，在极短时间内两度下架并公开致歉，成为全城热话。事件之所以惹来广泛嘲讽，并不只是因为作品“唔好睇”或“唔够专业”，而是它同时暴露出特区政府部门在使用人工智能工具、内容审核流程、风险判断能力，以及公众沟通意识上的多重问题。一次看似只是宣传失误的事故，实际上反映的，却是公共行政中不应轻视的制度漏洞。

整件事最先引起争议的，是宣传片的创作方向。据片段内容可见，制作方以虚拟女团形式包装毒品主题角色，试图用年轻化、网络化、偶像化的方式吸引观众注意。从创作原意而言，这种做法未必完全不能理解。在短片盛行的年代，传统说教式宣传往往难以触及年轻受众，若能以较具话题性的视觉语言切入，理论上有机会提升传播效果。然而，问题正在于，公共宣传并非单纯追求“吸睛”，更不是只要“有人看”便算成功。当题材本身涉及毒品、罪行与法治教育，任何角色设计、画面风格与叙事铺排，都必须高度审慎，避免讯息含混，甚至产生反效果。而这次惩教署宣传片的最大问题，正是前半段对相关角色的包装过于鲜明、过于娱乐化，令不少观众第一时间感受到的不是警惕，而是某种近乎“美化”的效果。

即使创作者原意是先以亮丽形象吸引注意，再在后半段揭示毒品祸害，问题是观众对内容的接收并不一定会依照创作者预设路线进行。在社交媒体环境下，短片经常被截图、二次剪辑、断章传播。一旦最“吸睛”、最具娱乐性的部分被抽离原有脉络，便很容易由教育短片变成另类宣传素材。这正是公共传讯最需要防范的风险：不是你“本意”想说甚么，而是大众“实际”接收到甚么。

更令人哗然的，是首个版本惹火后，署方未有通过更完整、冷静的检讨程序处理，而是急忙推出所谓“快速现形版”，试图在极短时间内补救形象。然而，这个补救版本不但未能止血，反而把事件推向更荒谬的层次。由于新增的AI语音旁白出现明显错读，原本意在警告贩毒、吸毒属严重罪行的信息，竟被听成近似“都唔会坐监”的效果，与原意完全相反。若说第一个版本的问题还可归咎于概念失衡，那么第二个版本的错误，便已经不是创意判断问题，而是最基本的制作把关失守。

事实上，这类错误本来极易避免。无论是AI生成画面、AI配音，还是后期字幕整理，只要有最基本的人手覆核程序，例如由第三者完整观看一次、核对字幕与旁白是否一致、确认语音咬字是否清晰准确，这种级别的失误都不应公然流出。尤其宣传片涉及刑事罪行与法律后果，更不可能容许任何表述含糊，更遑论传达出近乎相反的讯息。换言之，真正出问题的，从来不只是AI，而是使用AI的人，以及背后整套审批文化。

官方其后强调，涉事宣传片属内部制作，不涉及额外公帑开支。这种说法表面上似乎是在回应公众对资源浪费的质疑，但实际上并未触及问题核心。因为公众真正关心的，并不只是有没有额外花钱，而是公职部门是否以应有的专业标准处理公共讯息。即使不涉额外拨款，部门人员的工时、行政资源、官方平台公信力，以至特区政府整体形象，本身就是公共资产。若作品粗疏失准，甚至连番出错，那么损耗的并不只是制作成本，而是市民对特区政府宣传能力与管治质素的信任。

这场风波也带出一个更值得深思的议题：特区政府部门在拥抱AI技术时，究竟抱持的是提升效率的思维，还是追赶潮流的冲动？AI确实能降低制作门槛，节省时间与人力，令视觉包装更快速成形。但它始终只是工具，不能取代内容判断、伦理意识与风险管理。若管理层误以为“有AI就代表创新”、“够新潮就等于有效果”，结果往往是技术感有余，专业度不足，最后弄巧成拙，甚至自毁公信。

政策宣传从来不是一般商业广告，它背负的是公共教育责任。尤其涉及禁毒、防罪、法律等敏感议题，更要在创意与严谨之间取得平衡。可以创新，但不能失真；可以贴近网络语境，但不能模糊是非。可以善用AI，但必须建立清晰的人手审核机制。从脚本、画面、配音到最终发布，每一步都应有明确问责与覆核安排，而不是“做好就出街，出事再补镬”。

惩教署这次AI宣传片风波之所以成为“公关灾难”，正因为它不是单一失误，而是一连串错判累积出来的结果：概念失衡、审核粗疏、补救仓卒、回应失焦。但对特区政府而言，若只把它当成一次网络事件，而不正视背后暴露的制度问题，下一次类似事故只会再次发生。真正需要“快速现形”的，或许不是片中的角色，而是公共宣传流程中那些一直被忽略的管理漏洞。

作者赖泳恩是一名香港执业律师，华人永远坟场管理委员会委员及上诉委员会（房屋）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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