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杨美仪

医务委员会改革，早就应该做。这不是因为我们不尊重医生，更不是要否定香港医护人员多年来的付出。正因医疗关乎生命，市民把自己最脆弱、最无助的一刻交到医护手上，这个制度才更加需要公平、透明，值得信任。

打破“自己人查自己人”的社会疑虑

卢局长不认同以“医医相卫”这四个字概括医委会的问题，我可以理解。没有医生愿意被这四个字概括，更没有人愿意自己的专业被指为互相包庇。然而，一个说法能够在社会流传多年，总有它形成的原因。它未必是完整的答案，却反映了不少病人和家属长期得不到答案的感受。

“改革”近年来一再被讨论，却总是困难重重。改革必然会触动既有制度，也可能得罪一些人；但事情困难，不代表可以永远拖下去。政府今次在《2026 年医生注册（修订）条例草案》建议增加非医生业外委员，把比例提高至31%，并建议由独立审裁员主导投诉调查和审裁，方向是正确的。关键是，政府有没有决心把改革真正做好，而不是通过法例便当作完成任务？

专业自主与业外监察从非二选一

有人认为，医疗问题太专业，只有医生才有资格判断。可是，专业知识与公平监察从来不是二选一。

在香港，最严重的刑事案件一般由法官和陪审团共同审理。陪审员并非法律专才，法律问题由法官指引，陪审员则根据证供判断事实。我不是说医疗纪律研讯等同刑事审讯，也不是主张由外行人代替医生作出专业判断；我想说的是，一个公平可信的制度，不必由单一专业包办，专业知识与社会大众的参与可以互相配合、互相制衡。

业外人士未必懂得做手术，却可以提出病人和家属最关心的问题：调查是否独立？证据有没有妥善保存？投诉人有没有得到合理解释？案件为甚么拖了这么多年？

数据背后是投诉无门的家庭痛苦

申诉专员公署公布，截至2025年12月，医委会仍有895宗未完成处理的投诉；在2020年至2025年完成研讯的个案中，有11宗需时10年至15年。这些不只是数字，每一宗背后，都可能是一个家庭，以及一段不愿再回想、却又不得不反复重提的痛苦经历。

对病人家属来说，漫长的等待本身就是另一种折磨。一天没有答案，一天就无法放下。有人失去了至亲，有人要照顾终身伤残的家人，有人只是希望知道：当日到底发生了甚么？为甚么一个问题，可以等上十年？

我自己也曾在病房亲眼看见，护理人员原本要用枕头协助病人转身，最后却只是把枕头放在病人身旁，并意外令病人的呼吸喉管松脱。那一刻我非常害怕，因为病人正依靠仪器协助呼吸。我立即通知护士，得到的却不是安慰和处理，而是责骂。这段经历一直留在我心里。我亦曾向护士管理局投诉有护士在病房内大声讲粗言秽语，完全没有顾及病人的感受和尊严。可是，我得到的回复，仍然是“证据不足”。

难道家属日后探病，都要带着摄录机，才有资格提出疑问？答案当然不是鼓励偷拍。真正应该做的，是在发生事故或收到投诉后，主动保存护理纪录、当值资料、仪器警报和其他相关证据，并由具独立性的人员调查。投诉人不应因为无法接触由院方掌握的资料，一开始便处于必输的位置。

建立经得起审视的独立体制

今次改革并不包括护士管理局；两者是分别规管医生和护士的法定机构。不过，如果政府认同医委会的投诉制度需要增加独立性、透明度和业外参与，同一原则也应延伸至护士管理局及其他医疗专业。

护士管理局法定组成有21席，只有3席是业外成员。这不代表业内人士必然包庇同行，但也难免令投诉人产生“自己人调查自己人”的疑虑。公信力不只来自公正的裁决，也来自一个公开、透明、让人顺服的程序。专业自主值得尊重，但不能成为拒绝外界监察的理由。真正有信心的专业，应该经得起独立审视；真正公平的制度，也不应害怕病人和家属的声音。

我想对卢宠茂局长说：你的任期有限，但今天建立的制度，可以影响香港很多年。若你能够在任内促成一套真正独立、透明、有效率，而且对病人和家属有人情味的医疗投诉制度，这不仅是你从医及从政生涯的重要成就，也会是你人生中一大功德。真正的改革，不在于反驳“医医相卫”，也不只在人数比例，而在于让每一个寻求真相的家庭，都不必再用十年等待一个答案。

作者杨美仪是美国专业美容学家，韩国忠清北道荣誉大使／国际咨问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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