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杨乐思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生效后，或有更多涉及儿童性侵犯的个案出现。近日特区政府正就“完善性罪行法例”展开为期一个月的公众咨询，为检视相关制度提供了契机。笔者在《来稿｜完善性侵儿童案件审讯制度（上）：别让司法成为二次伤害》中，从刑事罪行框架和创伤证据进行分析。看见问题只是第一步，若要真正减少受害儿童在司法过程中的二次伤害，同时维持公平审讯，制度上仍需要更具体的安排。

借鉴经验优化作供安排

目前的预录主问证供和电视直播盘问机制是一个重要起步点，但存在明显限制。在长期性侵案件中，儿童多数仍要在审讯日接受即时盘问。面对长期性侵常见的“记忆碎片化”和“延迟披露”，现行制度距离一套更能顾及创伤经验、尽量避免再次伤害的安排，仍有一段显著距离。

英格兰及威尔斯《1999年〈青年司法及刑事证据法〉》第28条容许合资格的儿童或脆弱证人，提早在法官监督下完成录影盘问，之后再在审讯时播放片段。这样受害人多数毋须在审讯时亲身作供，法庭也可在受害者记忆仍较清晰时完成盘问。相关评估显示，这种做法与传统做法相比，整体定罪率相若，而且不会打破控辩双方的权力平衡，更可减少重复作供带来的压力 。对香港可以于部分案件试行，并由法官把关补充盘问的机制。

让调查及审讯顾及创伤

单靠调整证据形式不足以解决问题，受害者在调查及上庭过程中被“二次伤害”，往往与提问方式以及程序设计有关。 警方及检控人员应接受系统性培训，学习如何顾及创伤经验，避免儿童在调查阶段情绪仍未稳定时，追问最具冲击性的细节，并应更多采用开放式、非责备性的提问方式。 美国伊利诺州就要求新入职警员在宣誓前，必须完成相关培训。

除盘问安排外，制度支援同样重要。英国设有独立性暴力支援人员，在整个刑事程序中提供保密支援，协助受害者了解权利和程序，而纽西兰奥克兰与旺阿雷则设有性暴力专门法庭，由专责个案经理协调程序，并配合顾及创伤经验的审讯，减低受害者面对法律程序时所承受的压力。

这些经验对香港而言，除检视法律条文外，亦有需要同步强化前线培训、程序设计和支援配套。这不单涉及加强前线警员、医护、检控官和法官的相关培训，也包括进一步发展更多“一站式”危机支援中心，把辅导、法律支援和法医检验整合，减少受害人在不同程序之间反复奔走和重述经历， 从制度层面减少二次伤害。

条文应落实诱识行为规管

很多儿童性侵案件的核心不只是单一的性行为，而是成年人以教师、教练、宗教领袖、亲属或照顾者等身分，长期利用信任、依附和权威诱导和操控儿童。今次咨询文件亦建议新设“性诱识”（sexual grooming）罪行，针对部分施虐者先透过互联网或其他渠道结识儿童，刻意建立信任，再在见面时作出性侵犯。这类罪行框架的作用是及早介入阻止施虐者展开剥削，而不是等到实际侵犯已经发生才处理 。

下一步不只是要否增订罪名，更关键的是如何清楚界定哪些关系属“受信任地位”、哪些行为构成诱导或滥用。 只有将条文写得清楚，并且切合实际情况，法律才能发挥保护作用，也有助公众理解相关行为界线，发挥一定的教育作用。

完善儿童性罪行审讯制度，并不是要削弱“疑点利益归于被告”，而是在坚守公平审讯的前提下，把创伤对记忆与作供能力的影响纳入法律框架之中，并以更合乎儿童发展需要的方式设计制度。今天面对的不只是更多被看见的个案，更是一次重新设计制度的机会。而香港需要的，是一套既能减少二次伤害，又能充分保障被告公平审讯权利的法律框架。

作者杨乐思现从事公共政策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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