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郭凯杰

每年中学文凭试（DSE）放榜，媒体一如既往聚焦状元的升学志向，今年也不例外；在24名状元当中，约20人选择留港读医，社会也习惯性地讨论医生人工高、工作稳定、地位高等因素。精英的升学选择单一当然不健康，多年来选择医科后才发现不适合自己也是时有耳闻。然而，真正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社会多年来未能提供足够有吸引力、有清晰上升阶梯的其他出路，让尖子们觉得值得认真考虑？

产业生态及媒体叙事的双向影响

状元选择读医的预期回报非常明确——起薪高、职业阶梯可预期、社会认可度高，是极为理性的决定。笔者上周主持一场论坛时，就有嘉宾提到肯尼亚的青年精英高度集中投身非牟利机构工作，原因也很简单：国际长期的援助令NGO成为当地薪酬最高、最稳定的选择之一。这不能归因于年轻人短视，而是诱因塑造了依赖。香港状元涌向医科，不过是同一逻辑的本地版本。

这种集中背后，也反映了香港产业生态的现实限制。不少创科公司在香港也有布局，但他们在香港的业务往往集中在销售、市场推广、上市融资和专业服务配套，而非最具价值创造力、可规模化的核心研发或高端制造。这对法律、会计、金融等专业服务当然有益，但未能创造大量有上升空间、可复制的高增值职位。工程相关科目长期不受尖子青睐，背后不是工程本身不重要，而是毕业后就业前景相对模糊，薪酬与晋升空间不如医科清晰，逐渐形成读工程风险较高的集体认知。

这种情况更形成恶性循环：企业因为难以找到足够顶尖人才，而不愿大幅扩张本地业务与研发团队，结果职位阶梯更不明确，进一步令精英却步。

人工智能的急速发展更是放大了上述的问题。初级文书、编程、客服等入门职位正被加速取代，大学毕业生的全职空缺近年大幅萎缩；笔者接触的不少大学生都对前路感到迷茫。但与此同时，国家及香港致力发展的航天科技、氢能与新能源、生物科技、高端制造、文化艺术产业等领域，相关科目却乏人问津。这种产业现实又进一步被媒体叙事所放大。媒体每年放榜后大规模追访状元志向，无形中强化了成功等于做医生、做医生等于成功的叙事循环。

建构职业阶梯、推动文化转变

社会不应怪状元为什么不选这些路，而应反思为什么其他同样需要顶尖人才的领域，长期缺乏同等的能见度与认可。当社会真正认可并能让年轻人看见这些行业可以提供高增值、有上升空间的职业阶梯时，选择才会自然改变。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文化与诱因结构的转变也从来不是一朝一夕。

打破“唯学术论”与“唯医科论”的关键，不在于劝导年轻人要多元，而在于实实在在地建构替代路径。在产业端要让创科、航天、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高端领域真正落地，形成从研发到产业化的完整链条，提供高质素就业选择；在教育端要提升应用型路径的认受性与衔接，让青年升学就业路径更多元；公共讨论则应致力减少单一聚焦，更多地展示不同新兴领域的真实成长故事。

青年出路问题从来不应该归因年轻人不够勇敢或太功利，而是在于社会有没有提供足够可信的选项。这是产业政策、教育体制与社会文化共同的责任。改变固然需要时间，但必须从现在开始正视结构性问题。只有社会愿意长期投资于真正多元的上升阶梯，状元们的选择才有机会不再局限於单一路径，香港的青年出路才能真正打开。

作者郭凯杰是团结香港基金副研究总监，全国青联委员，政府咨询委员，大专讲师。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01论坛欢迎投稿。请电邮至01view@hk01.com，附上作者真实姓名、自我简介及联络方法。若不适用，恕不另行通知。香港01保留最终编辑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