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叶浚生

笔者早前在“01论坛”撰写《五年规划核心命题——凭借甚么创造独特新价值？》，初步探讨“规则与市场”；接下来，笔者想进一步厘清“新兴产业”的广阔定义。除了初露头角的崭新行业，部分产业纵已发展多年，只要其技术标准、商业模式及监管制度仍在摸索成形，亦应归类其中；又或如生命科技、商业航天及部分人工智能应用般，需要庞大前期投入，且研发与回报周期漫长，同样属于此列。换言之，界定产业是否“新兴”，关键在于其市场环境与制度条件是否仍处于成长阶段。

为新兴产业拆墙松绑

固然，安全、私隐、公平竞争与公共责任等底线，在任何时候皆不容妥协。然而症结在于，现行监管制度多为成熟产业量身订造：产品类别固定、风险有史可鉴、企业具备有形资产作抵押，且市场有充足的往绩可供参照。反观新兴产业，往往具备跨界别、快速迭代、高度依赖无形资产及缺乏早期数据等特质。若将成熟产业的规则生搬硬套，表面上看似一视同仁，实则恐令新技术在证明自身价值前，便已遭高昂的制度成本拒诸门外。

当然，“创新”绝非规避监管的借口。新兴产业真正需要的，是一套与风险相称、能随技术演进灵活调整，且具备高度可预期性的监管框架。制度应让企业清晰掌握底线所在、明了过关所需的实证，以及进入下一发展阶段的确切条件。政府的当务之急，在于主动审视并摒弃已然失效的旧有制度假设，为真正具备实力的企业拆墙松绑，让其在市场竞争与真实测试中证明自身价值。

规则改革需要整体统筹

新兴产业所面对的监管规则，往往零散分布于数据使用、技术测试、政府采购、融资及市场准入等不同环节，并由各个职能部门与机构分别把关。在这种“孤岛效应”下，即便单一环节的规则得以拆墙松绑，若上下游环节相互脱节，企业依然难以将科研成果顺利转化为市场应用。

香港正在制定首份五年规划，这恰好为全面检视监管生态提供了一次绝佳契机。倘若该规划仅是将现有政策、资助基金、创科平台与工程项目作堆砌汇编，或单纯条列政府属意的重点产业，其战略作用将大打折扣。五年规划的核心价值，理应在于精准识别并破除窒碍未来发展的制度壁垒，促使各部门打破各自为政的局面，围绕共同的产业目标协同发力。

香港目前并不缺乏政策工具，但企业的成长轨迹必须穿越由不同部门、各异规则及多重政策目标交织而成的“政策迷宫”；而企业在前一环节（如技术测试）所获得的官方认可，往往无法顺理成章地成为下一环节（如政府采购或融资）的通行证。如何打通这些关卡，正是整体统筹必须解决的核心症结。

政策有所突破难在接通

近年的政策发展，其实已反映政府逐步掌握到问题的核心。以《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香港）个人信息跨境流动标准合同》便利措施为例，其将个人信息保护影响评估重点由六项减至三项，并将备案文件查验时间压缩至十个工作天，这项突破证明了香港绝对能在保障数据安全的前提下促进流动。然而，人工智能、医疗、金融与物流所涉及的数据性质、法律责任与风险各异，标准合同仅仅是个“入口”；企业更需要一套整全的制度环境，协助其判断数据是否可用、如何安全使用，乃至相关责任是否合情合理、能否顺利承担。

另一方面，2026年推出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沙盒++”亦带来重要启示。该计划将银行、证券、保险、强积金及储值支付工具等多个金融领域纳入同一受控测试框架，显示监管机构正尝试摆脱各自为政的局面，走向跨部门协作。更深层次的现实是：新技术所带来的风险，往往不会按照政府既有的部门分工整齐划界。制度若要真正配合创新，就必须围绕着“同一项技术”与“同一个实际应用”进行跨域协调，绝不应让企业被迫充当不同部门之间的“驳线员”。

同样地，知识产权融资沙盒的出现，也印证了传统制度正面临新经济的严峻挑战。创科企业的核心资产大多集中于专利、软件、演算法、数据与合约，传统的厂房与机器等有形资产反而有限。香港在2025年底推出的沙盒，成功集合了银行、保险、资产估值、法律及其他专业力量，尝试协助企业以知识产权进行融资。这个沙盒的意义早已超越新增一项贷款产品，而是直接触及金融体系如何重新理解“企业价值”的根本命题。试想若科研政策一边鼓励企业创造无形资产，融资制度却依旧死守着有形抵押品的风险审查逻辑，两者之间便必然会产生无法弥合的断点。

制订值得检验的规划指标

上述种种案例表明，香港确实已启动多项前瞻性改革，政策工具箱日益充实。然而，下一步的关键在于这些改革能否有效串联，真正护航企业从研发顺利迈向市场。当前的政策讨论往往过度拘泥于部门本位：创科部门管资助、监管机构管风险、公营机构管采购、金融机构管融资，专业服务则包办出海支援。尽管各方看似各司其职，但只要大家采用的分类标准、举证要求与成效评估各行其是，企业终究只能在重重制度壁垒前反复碰壁。

因此，香港正在制定的首份五年规划，首要之务是破除一种根深蒂固的施政迷思：以为只要各部门各自达成KPI，整体产业发展便会水到渠成。事实上，新产业的孕育涉及科研、测试、监管、市场、融资、保险与国际化等无数互相依存的环节。政府既不需要对企业进行微观干预，更不必事无大小便盲目新设机构；但五年规划必须硬性要求各部门跳出舒适圈，改以企业与产业的“完整经历”出发，全面检视有哪些审批程序重叠、有哪些资历认证互不相认、哪些监管规则相互掣肘，乃至有哪些新兴风险至今仍处于无人承担的真空地带。

更进一步来看，政策成效的评核标准，也必须果断由“投入导向”转向“成果导向”。批出多少资助、搭建多少平台、举办多少场配对活动，固然能反映政府的施政积极性，却不等同于产业已经成形。五年之后，真正值得我们去检验的指标应当是：企业所面对的制度不确定性是否切实降低？本地科研成果是否更轻易转化为商业产品？新技术能否顺利获取市场信任、融资与保险支持？香港的专业服务能否在企业面临决策前及早介入以化解风险？这些实质突破，才是印证各项政策有否真正“打通”的唯一试金石。

作者叶浚生是民思政策研究所地区干事，元朗分区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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