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台湾毒油风波廿万民众上街 民进党食安治理全面溃败

撰文: 01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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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稿作者: 区汉宗

7月25日傍晚,台北凯达格兰大道涌入大批民众。国民党宣布现场突破20万人,《新华社》则描述“数万民众”走上凯道。他们举着“反毒油,护食安” 的标语,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压轴登场,三度领喊“让无耻的政权下台、让民进党垮台”。一场由食用油引发的街头海啸,把台湾的食安焦虑、政党恶斗与治理危机一并掀到了桌面上。

“毒油”如何流遍全台?

要理解25万人为什么走上街头,得先回到这瓶油本身。台湾“中联油脂”生产的大豆沙拉油,被下游厂商南侨在复验时发现一级致癌物苯并芘(BaP)超标。根据台卫生福利部门食药署资讯梳理出的时间表,最令人心惊的不是致癌物本身,而是时间:4月,食药署首次抽验,未超标;5月,下游业者自主检验发现超标,在供应链内逐层向上游通报;6月底,主管机关才收到通知——距离问题被发现已超过50日空窗期,问题油就此扩散全台;7月,事件曝光,问题油品总计逾3,900吨,其中1,300吨流向成谜,波及1,322家下游业者。

更致命的是,民进党“立委”林淑芬爆料,食药署早在2021年就已掌握岛内油脂产业存在危害分析不充分、管控未落实等重大缺失,“中联油脂”的多环芳香烃检验数值多年偏高,主管机关却毫无警觉。国民党团总召傅崐萁痛批当局五年“盖牌”、五年害台。也就是说,这不是一次“意外”,而是一次被系统性的失职、延误与掩盖放大成的公共灾难。

当局以傲慢与冷血应对

如果说是通报延宕点燃了引信,那么事发后当局的应对方式,则真正把民众推向了街头。

第一重失分是下架标准的反复。事件曝光后,食药署要求下架问题油的范围一变再变。更具争议的是,7月21日,食药署在真相未明的情况下,准许19批及相关产品重新上架。与此同时,台中市长卢秀燕公开披露,当局通过行政管道层层施压基层县市,提出“三不”——不查厂、不公布、不下架。

第二重失分是官员的“轻飘飘”。行政院长卓荣泰在事件延烧逾半个月后,才在媒体面前给出一句“感到抱歉”。而在7月14日的立院食安专案报告上,面对国民党“立委”谢龙介要求道歉的质问,卓荣泰当场回怼:“你是要我怎么道歉,今天是专案报告还是专案道歉?”——台媒形容场面极度火爆。

第三重失分,也是最刺痛民众神经的,是绿营人物的“冷血发言”。民进党发言人吴峥在节目上说“又不是我逼你吃的”;民进党新北市议员林秉宥更称“又没吃死人”。这些话在苯并芘——被国际癌症研究署列为一级致癌物——的背景下,显得格外刺耳。

国民党前发言人杨智伃的批评代表了在野阵营的基调:“台湾民众的食安与健康,被民进党践踏到一文不值。”

25万人走上凯道“反毒台”

7月17日,台北市长蒋万安率先呼吁全民7月25日上凯道,并要求赖清德道歉、卓荣泰下台;民众党主席黄国昌随即发文力挺,邀全民“一起上凯道,让民进党政府听见人民的愤怒。”国民党中常会后正式定调:全代会后的7月25日晚6点,于凯道举办“我是人,我反毒台”群众晚会。

当晚的凯道,出现了几个值得玩味的细节:

首先是跨界动员。除了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民众党主席黄国昌、立法院长韩国瑜,以及台北市长蒋万安、台中市长卢秀燕等人悉数出席,新党、劳动党、左翼联盟、台湾社会共好连线等也站出来声援并集结连署。

其次是年轻人的出现。不同于过往国民党集会多为中老年参与者为主的画像,这次现场有不少年轻人。国民党青年军杨植斗、何元楷等人自7月19日起绝食154小时,何元楷被提前强制送医,杨植斗搀扶上台向民众鞠躬。90岁高龄的国民党前主席吴伯雄也坚持到了集会最后。

最后是象征性的仪式。郑丽文与党务主管将台前七个象征民进党盖牌的黑色气球一一戳破,凯道群众打开手机灯光,齐声怒喊“我是人,我反毒台。”

一场可以预见的治理溃败

跳出蓝绿对峙的框架,这场风暴暴露出台湾食安治理体系的结构性失灵:

一是预警机制瘫痪。从5月下游业者发现超标,到6月底主管机关接到通报,50余日的空窗期让问题油扩散全台。食药署事后将污染源归咎于“无法掌握品质的输台黄豆”,但台大食品安全教授吴焜裕直言,黄豆烘干温度不可能太高,“厂商不能将问题推卸给原料,当局更要负起把关责任。”

二是“食品云”形同虚设。国民党团指出,当局耗费逾10亿元建立的“食品云”追溯系统,在本案中完全没有发挥预警作用。1,300吨问题油流向不明,民众无从自查,“源头没守住、流向追不清、回收追不回、下游不公布、民众不知道”——侯汉廷的这句总结,成了这起事件的最精准注脚。

三是检验频次过低。民进党“立委”林淑芬自己也承认,岛内目前针对高风险油品半年才检验一次,应改为逐批检验,“如果没有下游厂商南侨的复验,问题油恐早就悄无声息被民众吃下肚。”

四是政治考量凌驾公共健康。当1,300多吨毒油的流向完全公布会引发产业链震荡、民众恐慌时,当局选择了“牺牲民众身体健康,用行政权力压制基层正规稽查”——这是卢秀燕敢于公开披露“三不”压力的根本原因,也是20万人走上凯道的根本原因。

台湾青年联合会理事长何溢诚的概括最为精辟:“源头稽查流于形式、风险预警机制瘫痪、危机处理反应迟钝、资讯公开遮遮掩掩。”这四个“流于”,就是这届民进党当局食安治理的墓志铭。

民进党应尊重人民底线诉求

7月25日的凯道集会,注定会成为台湾食安治理史上的一个座标。但它留下的真问题,远超出“谁下台、谁道歉”:

对民进党当局而言,需要回答的不是“尊不尊重街头”,而是为什么一个被反复预警的食安漏洞,能在五年时间里毫无修正?为什么在真相未明时急于让19批产品重新上架?

对整个台湾社会而言,这起事件撕开了一个更深的伤口:当食安这种最基本的公共产品都沦为政治博弈的筹码,民众还能信谁?蒋万安在凯道上那句“人民受够了”,之所以引发共鸣,不是因为国民党说得好,而是因为他说出了一个被漠视太久的事实——当局的第一职责,是让人民吃得安全,而不是让人民吃得沉默。

7月25日的夜幕下,凯道上的手机灯光连成一片星海。郑丽文带众人三呼“下台”的声音响彻街区。但下台与否,最终要由制度来回答:立院的专案报告、地检署的“废弛职务”侦查、食药署的逐批检验改革、1,300吨毒油的完整流向公布——这些才是真正能给台湾民众一个交代的路径。因为当一个政府连“人民吃下肚的东西不致癌”这种底线诉求都要民众呐喊才能听见时,走上街头,就已经不再是选择,而是义务。

作者区汉宗是香港传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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