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加沙女孩的声音》的拷问——我们还能为爱留下什么?
来稿作者:仙子
“你们快来。”“求你了,别丢下我。”“我说他们已经死了!”——取材自真人真事和真实录音的战争纪录片《加沙女孩的声音》,没有任何花巧的剪接,也没有刻意铺垫的配乐,只有最原始的颤音,与灵魂在废墟中破碎的声音。但在这接近一小时的时间里,我感受到一种最赤裸的情感冲击,以及令人窒息的压迫感。听着女孩的声音,我很努力地想:我可以如何帮助她?我能为她做什么?于是,我写下这篇文章。
人道主义救护车为何不能进现场?
回首当年,我在香港自修国际法,特别是国际人道法。我曾穿梭于香港、内地、荷兰与比利时的赛场,以各种身份参与国际人道法模拟法庭比赛。那些时候,越南和乌克兰的对手告诉我,他们参赛是为了透过比赛更好地学习国际人道法,而比赛的赢输并不太重要。那个时候我常常想:究竟我学习国际法,特别是国际人道法的原因是什么?这之后再讲。
不过,看完《加沙女孩的声音》之后,我的看法是:在一个女孩绝望的声音里,条文竟显得如此遥远且苍白。
电影提到的“Red Crescent(红新月)”,相信香港的读者未必熟悉。让我简单介绍一下:红新月是国际人道法中所承认的官方保护标志之一。在国际人道法下,共有三个地位对等的保护标志——红十字(Red Cross)、红新月(Red Crescent)及红水晶(Red Crystal)。我们平时最常见的红十字,是最早使用的标志,其图案由瑞士国旗的颜色反转而成;红新月则是供伊斯兰国家使用的标志;而红水晶是一个中立、不带任何宗教、政治或民族色彩的标志。
在《日内瓦公约》下,这些标志在武装冲突中具有保护作用及中立地位——换言之,即代表“我们是人道救援人员或医疗运输工具,来救人的!不参与战斗,请勿攻击我们!”——但是,在《加沙女孩的声音》中,当救护车要进入现场,为什么会那么困难?
现实是,子弹并不识字,炮火也不在乎什么标志。
人道主义在实务中剩下多少温度?
《加沙女孩的声音》想探讨的另一个主题,正是在救援之下,如何保护执行救援任务的人。救护车并不能直接进入武装冲突的地方——你会问,这是真的吗?在国际人道法里,《日内瓦公约》(尤其是《第一公约》、《第四公约》及《第一附加议定书》)确实订有保护医疗运输工具的条款。所以,当我看到这里,想到“战争也有规则”这句话,不禁反思——人道主义在实务中,究竟还剩下多少温度?
我写下这篇文章,是因为我希望有更多人愿意停下来去思考。至少你现在正在用心读——这个世界上,已经多一个人(就是你啊!)知道多一点关于人道主义和保护标志的事。是的是的!我也很希望你看完这篇文章后,你会去看这部影片。吸收多一点有意义的事物。现今我们身处的社会,网络上每天泛滥着未经证实的留言、速食文化下的爱情,以及人际关系的算计,好像已经越来越少人愿意去思考“爱”这个字的意义和重量了。
“真诚”变得奢侈。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连单纯地去表达关心也需要思考?爱是一个光谱,不能是够简单言清的。当你看到这部影片时,你会发现四位角色的真诚是非常触动人心。他们对这位加沙女孩的爱,是如此真实。同时,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有着不同的角色,也面对着不同的难处——那种“即便知道希望渺茫,依然不愿放手”的真诚。
这一切,正正展现在影片最后的几分钟:
“Hey Vanessa. How are you. The kid is alive.”
“No please. We need to establish coordination. Please.”
“Listen. Listen. They are shooting at the car, with a little girl inside, surrounded by dead bodies. Can you imagine that?”
这三句说话——歇斯底里地呼喊着无力。
回到我为什么学习国际法?这个答案,就留给我自己。也许我们能在现实中相遇,那就是我们在这温柔而霸道的世界里的一份连结。到时候,我再告诉你。
作者仙子是在法律学院与比较文学系游走的“小猫”。偶尔拾起樱花,在花瓣的裂缝间填上文字,专写关于电影、哲学与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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