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志鹏|从江泽民的“战略思维”看香港的“长期主义”

撰文: 01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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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稿作者:林志鹏

习近平主席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有一点尤其值得今天的香港细读:要学习江泽民同志“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习主席特别概括,这种战略思维,就是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从执政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江泽民曾提出,看问题既要有“历史的深远眼光”,也要有“世界的全局眼光”。此言放到今天香港的语境中,颇具现实意味。

香港是高度外向型城市,过去成功,很大程度得益于全球化、自由贸易、资本流动以及中国改革开放形成的巨大发展势能。但今天不是20、30年前的世界。地缘政治摩擦加剧,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资本流向不断调整,香港既处在中国与世界交汇的最前沿,也自然处于各种外部风险传导的最前端。对香港而言,低头处理眼前问题已经不够,更重要的是擡头判断:五年后、十年后,香港靠甚么立足?这正是“战略思维”之于香港的意义所在。

今年香港首次制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2026—2030)》,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特区政府将其定位为具有前瞻性、策略性和可操作性的发展文件,内容从经济产业、空间规划、基建、绿色转型,一直延伸至房屋、医疗、教育、福利和安老。公众咨询刚于8月14日结束,政府争取第三季公布正式文件。有人或许仍习惯用香港过去的治理经验理解这件事,认为自由市场经济何须“五年规划”?其实这恰恰把“规划”理解窄了。香港需要的并不是由政府决定企业生产甚么、投资甚么,而是在不确定性愈来愈大的世界里,形成一套相对稳定的中长期发展坐标。

“北部都会区”需要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建设,创科产业不可能一年成形,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亦不可能靠一两项政策维持;人才、土地、教育、科研、产业和基建之间,更需要跨年度、跨部门协调。若政府施政永远只看一年财政预算、一份施政报告,就容易出现政策彼此割裂、今日启动明日调整的短期化问题。五年规划的价值,恰恰是迫使香港把眼光放远一点,把零散政策放进同一张发展地图。更重要的是,香港不能只规划“自己想做甚么”,还必须回答“国家未来五年需要香港做甚么”。这就是对接“十五五”的战略意义。

国家发展进入新的阶段,香港的角色也正在变化。过去我们常说香港是“超级联系人”,今天还要进一步思考:国家推动科技创新、金融开放、人民币国际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以及更高水平对外开放,香港有哪些别人难以取代的功能?哪些传统优势需要巩固,哪些新优势必须在未来五年建立?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列出了多少项工程,而是能否回答这些问题。

回望江泽民主席处理香港问题的历史,也能看到这种“把香港放进大局中看”的思维。从香港回归,到亚洲金融危机,再到国际形势急剧变化,香港从来不是在风平浪静的环境中实践“一国两制”。但江泽民主席始终对香港保持信心。2002年香港回归五周年之际,他总结实践时指出,“一国两制”是完全行得通的,特区政府具有驾驭复杂局势的智慧和能力,“香港人是完全能够治理好香港的”。24年后重读这句话,其实仍在追问同一件事:香港究竟应具备怎样的治理能力?

“港人治港”从来不只是管理好一座城市的日常运作,更包含一种能力:在复杂局势中看清方向,在外部变化中保持定力,在国家发展大局中找到香港自己的位置。这其实就是治理能力,也是战略能力。制定五年规划,说到底,就是香港开始更有系统地思考五年以后、十年以后的事情。这种不囿于一届政府、一个财政年度得失的眼光,正是香港面向下一个10年、20年所需要的“长期主义”。

真正的战略思维,从来不是预言未来,而是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知道哪些东西必须坚守、哪些机遇必须抓牢、哪些事情今天就应开始做。若能有这样的眼界和定力,我们将更有理由相信江泽民主席当年的话——香港人完全能够治理好香港,而香港的明天,也一定可以更好。

作者林志鹏是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香港时事政治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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