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何子煜

前总理朱镕基逝世，引起香港社会对改革的讨论热潮。然则2026年的香港并非1998年之内地，环顾社会环境、制度文化，无论从时、空的哪方面来看都大相径庭。因时制宜、因地制宜，我们从朱总理身上能反思什么，来为香港未来发展精准下药？

朱总理面对怎样的中国？

回望1998年，朱总理上任时面对的社会现况，是一个不得不改、不得不大改的中国。自1985年到1989年，改革开放仍处于较粗放式发展的阶段，内地的零售物价指数平均每年上升11.6%，到1994年更上升21.7%，通胀情况已经趋近失控。与此同时，在九十年代初期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大约是一成，到1993年上涨到超过两成，随后一部分开发商逃离和倒闭，银行被迫成为最大的发展商，而到1998年整体的坏账率已经高达32.34%，部分国有银行的坏账率甚至达到惊人的五、六成，整个国家的金融体系可谓摇摇欲坠，更别说各类型经营不善的国企埋藏的爆破风险。

所以朱总理经常被引述的那句“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从金融层面看来，更接近白描而非夸张或修辞。然而，今日的香港绝非这样的光景，我们眼前并非地雷阵，更非万丈深渊。我们的改革需要循序渐进，更是要有层次、有部署地改革。

香港改革需服怎样的药？

​我们或许会问，为什么香港人对大破大立的改革充满遐想？尤其是不少人会习惯地将祖国内地或者国际其他地方的经验搬字过纸，仿佛在不同领域上抄袭别人的一套就能革故鼎新？这可以简单归结为“少见多怪”四字。回顾现届政府之前的治理文化，甚少有管治者高举改革的大旗，大家惯常接触的论调，普遍是：我们的制度“行之有效”、我们的做法“有例可循”。

因而在大部分人心目中，这些说法都是官僚主义的衍生品，我们渴望的改革，要是一剂猛药，是香港在某些地方充斥积弊以后必须下的猛药，最形象的说法就是西医的抗生素，能迅速、直接杀灭细菌，药到病除。所以改革就是要攻破“行之有效”要破釜沉舟、就是要战胜“有例可循”引进他山之石。随着多年来的积累，我们对改革逐渐从期待，变成想像，变成幻想，这是社会进展到这一阶段的必然钟摆。

至于在内地的语境，“改革”就完全不是这一回事了。因为改革是进行式，就像服中药一样，是固本培元、是调理身体，是无时无刻都要善用的工具和武器。也就是从邓小平年代已经定调的：“改革是动力”。动力是源源不绝的，正如改革是一直往前的：2003年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说要“加快推进改革”；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写的是“全面深化改革”；2024年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即便在地方层面，每个省市、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都会专门提及今年政府做了什么改革、取得什么成果、面对什么问题和未来进一步改革方向。由此可见，改革的方针与部署会随着社会发展改变，但对改革本身的坚持是不变的。所以内地民众对于改革已经革除了那款大破大立的西药式理解，而是将改革理解为生活的一部分，相较香港人的“少见多怪”，他们是“见惯不怪”。

勿让改革成为单次消耗品

毫无疑问，五年规划的发表正是为香港提供了一个开展深度改革的契机，但怎样的改革才是我们需要的，这正是需要归结的共识。从幅度来看，香港不是1998年的内地，我们不需要妄自菲薄地渲染管治焦虑，务实来看，我们的社会也确是难以承受、亦没有必要开展大刀阔斧、破釜沉舟的改革，如何准确重建民众对于“改革”的心理预期，像医生一样清晰说明治疗方案的后果与代价，反而是开展改革的第一步。

而从深度来看，部分论者习惯将所有议题都上升陈义，无论是邮政服务也好、个别官员的表现言行也好，都演绎成为“香港必须要改革”的例证，动辄就要改革，将社会推向一种“泛改革论”的空泛与空洞，反而令改革本身失了真。我们应该追求的，是西医那款“手术刀式”的改革，也就是清晰地将改革收窄在个别议题、个别产业领域的新突破与新方案，先令改革成为民众看得见、摸得着，建立可以一叶知秋地感知到改革时代已到的代表作，再谈其他。

至于从长度来看，我们不能够让改革成为单次消耗品，就像服下抗生素之后就置之不理，到积压一定问题之后又再想起改革。改革没有“毕其功于一役”，而是要把改革变成我们日常的中药，建立整个政府、整个治理体系甚至整个社会对于改革的固定要求，比如每年的《施政报告》都要列出今年的五大或十大改革成果，以及来年的关键改革任务，从而把“改革是进行式”落实为具体的政策要求和管治习惯。每年都要讲改革，将改革融入在我们的血肉当中，最终成为市民见惯不怪的思潮。这才能够真正让香港成为与时俱进的社会，有足够韧性面对一日千里的世界。

作者何子煜是公共事务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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