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高松杰

过去五日，香港接连发生多宗狗只袭击人类及动物的严重事故，累计造成一人死亡、一只猫及两只狗丧命，另有两人受伤。从元朗YOHO大型犬咬毙两只小型犬，到打鼓岭狗场女负责人被寄养唐狗噬毙，血腥的画面与急促的频率，令社会各界为之震动。笔者没有任何偏见，曾养过几只狗，也非常爱护小动物。正因如此，这一系列悲剧不应被视为偶然的“意外”，反而暴露了本港在犬只管理、狗主责任及法律规管上的三大失责：狗主管理失责、法律罚则失责、政府执法失责。政府实应尽快检视现行法例，大幅加重罚则，并明确要求狗主承担主体责任，否则同类惨剧只会不断重演。

五日连环狗只袭击血案
由放养仓狗到致命唐狗

第一宗案件发生于8月16日凌晨，元朗横台山邱屋村一只白猫遭一群由货仓放养的唐狗围攻噬咬，最终伏尸地上。据了解，白猫爪甲有修剪痕迹，相信并非流浪猫；而有村民指出，该群仓狗过往至少曾咬死另外两只猫，即使贴出街招要求狗主管束，情况依然未有改善。

翌日（8月17日）下午，元朗YOHO发生轰动全城的狗咬狗惨剧。一只体重逾50公斤、未系狗绳的混种西班牙马士提夫獒犬“拉里”，接连攻击并咬死一只比熊犬“薇薇”及一只贵妇狗。网上影片显示，“拉里”咬住比熊犬不放，场面令人心碎。事件曝光后，全城追寻“拉里”主人，渔护署介入调查，52岁伍姓狗主翌日被捕。据悉，“拉里”早有前科，今年7月曾咬伤另一只哥基，亦曾因掘洞逃跑而被扣留。最终狗主虽签署放弃犬只同意书，但仍坚称“拉里”温驯，不愿牠“还命”。目前伍姓狗主被控两项“容受大型狗只进入或留在公众地方”罪，“拉里”则被隔离观察。

8月18日，石澳村路一名53岁男子踩单车经过停车场时，遭一只约60公斤重的大黑狗咬伤右脚小腿，当时狗只配有狗绳，但仍造成流血受伤。事主事后送院治理，渔护署表示正联络狗主及伤者调查。

8月20日早上，渣甸山祈礼士道一名44岁女途人送女儿上校巴后独自回程，突遭一只从独立屋冲出、逾20公斤重的大狗扑上身上，咬伤及抓伤左边肩背，手臂亦留有伤口。涉事狗只当时并无系上狗绳，幸得屋内佣人及时制止，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渔护署正跟进调查。

同日傍晚，最严重的悲剧发生。打鼓岭坪洋村一间“狗酒店”及犬只训练中心的33岁女负责人，被发现倒毙在狗舍旁草地，身上有多处撕裂伤痕及动物咬痕。警方翻查闭路电视后发现，女事主在喂饲一头寄养的混种“唐狗”后，欲将牠带回狗笼，但狗只不肯入笼并突然反抗袭击，过程历时约一分钟，女事主被咬颈、膊头约十秒，最终伤重不治。涉事狗只的芯片显示为“唐狗”，但相信拥有比特斗牛㹴血统，年仅一岁，雄性，约1.5米长、1米高、30公斤重，于九日前才由狗义工带到上址寄养，等待领养。渔护署已将狗只带走。

有主之狗管理失控
风险皆由社会承担

这五宗案件虽然发生在不同地点、涉及不同品种的狗只，但背后有着极其相似的结构性问题——大部分肇祸狗只都是有主人或有人管理的“有主之狗”，却因狗主或管理者的疏忽、侥幸与不作为，令犬只的攻击本能演变成致命事件。

无论是放养仓狗、YOHO的“拉里”、渣甸山从独立屋冲出的大狗，还是打鼓岭狗场的寄养“唐狗”，牠们都不是无主野狗，而是本应受到约束和控制的犬只。当狗主或管理者没有妥善履行责任，风险便直接转嫁给公众、其他动物，甚至饲养者自身。

以“拉里”案为例，牠体型巨大、有咬伤其他狗只的前科，亦曾掘洞逃跑，但狗主依然没有采取足够的防护措施，既未确保围栏稳固，也未在公众地方系上狗绳，最终酿成两只小型犬惨死。狗主事后仍以“牠很温驯”为由辩解，正是典型的不愿面对现实。“我的狗很乖”不应成为卸责的挡箭牌；犬只行为受多种因素影响，大型犬的扑咬本能一旦触发，其伤害力往往超出主人想像。狗主有责任在事前评估风险、采取防范措施，而非事后以“意外”推搪。

现行法例罚则过轻
执法力度明显不足

根据《狂犬病条例》（第421章）第23条，狗只在公众地方必须以狗带牵引或以其他方式妥善控制，违者最高可被判罚款10,000元。而《危险狗只规例》（第167D章）第9条则规定，体重达20公斤或以上的大型狗只在公众地方，须以长度不超过两米的狗带稳妥牵引，违者最高可被判罚款25,000元及监禁3个月。表面上看，法例存在，罚则亦有，但实际执行效果却令人质疑。

渔护署数据显示，2023至2025年间，署方就犬只袭击个案（包括袭击人和动物）共提出679宗检控，即平均每年约226宗。表面数字不算少，但相对于全港估计数以十万计的犬只数量，以及日常在公园、街道、乡郊地带频繁出现的违规放养、不系绳行为，检控数字可能只是冰山一角。笔者在社区，常有街坊向我反映，很多狗主放狗时也没用狗绳，以致人心惶惶。现行罚则明显过轻，对惯常违规者缺乏阻吓力。以大型狗只在公众地方不系绳为例，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个月，看似不低，但现实中不少案件最终只判处罚款，甚至因证据不足或情况轻微而不了了之。对于经济条件较好的狗主而言，罚款可能只是“成本”，不足以促使他们改变行为。

更严重的问题在于“主体责任”的模糊。狗主或畜养人往往认为只要“不是故意放狗咬人”就无需负上刑事责任，而现行法例亦主要以罚款及短暂监禁作为惩处，未能充分反映犬只袭击对受害者造成的严重伤害。当事件涉及人命伤亡或严重伤害时，狗主是否应承担更重的法律后果，例如“误杀”或“因疏忽导致他人身体受严重伤害”等刑事责任？

当局应全面检视现行法例，考虑按犬只攻击的后果分级加重罚则，并引入“狗主刑事责任”概念，让饲养者明白管束犬只不只是一纸规例，而是对公众安全的法律承诺。

倡议一：建立分级罚则，进行“危险犬只”动态管理

目前《危险狗只规例》主要针对“格斗狗只”及经法庭命令的“已知危险狗只”施加额外管制，全港只有29只持牌格斗犬只及18只“已知危险狗只”。然而，今次肇祸的“拉里”并非格斗犬，打鼓岭的唐狗亦非“已知危险”，却同样造成致命后果。这反映出现行以品种和法庭命令为基础的管制模式，无法有效应对实际上具有攻击风险的犬只。

政府应参考海外经验，建立更科学的“危险犬只”评估及动态管理机制。例如，当狗只曾发生咬伤人或其他动物的纪录，即使未被法庭定罪，渔护署亦应有权要求狗主采取额外措施，包括强制佩戴嘴套、接受行为训练、限制活动范围，甚至考虑将狗只列入“观察名单”。对于体型达一定标准的大型犬，在公众地方除须系绳外，亦应考虑强制佩戴嘴套，以降低突发攻击的伤害程度。

此外，罚则应与犬只攻击的严重性挂钩：若犬只造成他人严重受伤或死亡，狗主除面对罚款外，更应面临监禁刑罚，以彰显法律对生命的尊重。

倡议二：加重违规罚则，提高执法部门监督力度

现行罚则偏低，当局应修订相关条例，大幅提高违规饲养及管理不善的最高罚款额，并引入累进式罚则，对重复违规者加倍处罚。同时，应赋予渔护署及警方更清晰的执法权力，加强日常巡查，尤其在狗只聚集的公园、郊野径及乡郊地区，主动检控未系绳、未妥善控制大型犬只的行为，毋须等待袭击事件发生才介入。

更重要的是，罚则不应只针对狗主，亦应涵盖容许犬只在其处所内失控的场所负责人。例如，今次打鼓岭狗场女负责人本身是管理者，却在处理高风险犬只时遇袭身亡，这固然是悲剧，但也提醒业界必须遵守安全操作指引。当局应考虑对犬只训练中心、寄养场所、宠物酒店等引入发牌及巡查制度，要求场所具备足够的隔离设施、安全操作程序及应急预案，违反者可被停牌或罚款。

倡议三：源头减少风险，明确狗主“主体责任”

要真正解决犬只伤人问题，不能单靠事后检控，更须从源头强化狗主的“主体责任”。这包括：第一，饲养前的评估与教育。政府应加强公众教育，令有意饲养大型犬或具有攻击倾向犬只的人士，清楚了解其法律责任及潜在风险。可考虑参考外国做法，要求饲养特定体型或品种犬只的人士接受基本培训，学习如何正确控制犬只、解读犬只行为讯号，以及在公众地方的安全措施。

第二，持续的约束与训练义务。狗主有责任确保犬只任何时候都受到妥善控制，包括在私人处所内防止犬只逃脱。若狗只过往曾有攻击纪录，狗主必须采取额外防范，例如加固围栏、外出时佩戴嘴套及双重牵引，并寻求专业行为训练。若狗主未能履行这些义务而导致犬只伤人，应被视为“疏忽”，承担相应法律后果。

第三，对受害者的赔偿与责任承担。现时犬只伤人后，受害者往往只能透过民事途径追讨赔偿，过程漫长且成本高昂。当局可研究设立“犬只伤人赔偿基金”或强制要求狗主购买第三者责任保险，确保受害者在遭受身体或精神创伤后，能够获得合理补偿，同时亦提醒狗主饲养犬只是一项带有社会责任的行为，而非单纯的个人自由。

建立文明养狗文化
确立狗主责任先行

这五天的一连串血腥事件，是香港社会的一记沉痛警钟。狗是人类的朋友，但大型犬或具有攻击倾向的犬只，若管理不善，随时可以成为致命武器。文明的养狗文化，不应以牺牲公共安全为代价；对动物的爱心，亦不应演变为对他人生命的漠视。

特区政府必须果断检视现行法例，加重罚则，明确狗主的主体责任，并加强执法与教育，才能从根本上堵塞漏洞。渔护署作为主管部门，亦应主动承担起更大的巡查与执法责任，而非被动等待市民投诉或警方转介。只有当每一条狗绳都被系紧，每一个狗主都心存敬畏，香港的街道和社区才能真正成为人与动物和谐共处的安全空间。

作者高松杰是“香港再出发”共同发起人，香港菁英会副主席，九龙城“家维关爱队”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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