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志鹏|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尝试把“老本”变“新动能”

撰文: 01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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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稿作者:林志鹏

谈香港竞争力,人们一般会想到:国际化、普通法、自由港和单独关税区,以及资金自由流动、简单税制、中西文化荟萃……这些的确是香港长期积累的优势。但在全球产业链重组、AI科技革命加速、地缘经济风险上升的今天,值得思考的已不只是香港还有甚么优势,而是:这些优势五年之后是否仍然具有竞争力?又能否转化成为新的发展动能?

五年规划把优势转化为经济功能

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专章提出“巩固提升香港独有优势”,其政策逻辑正在于此。规划把香港的核心特点概括为“背靠祖国、联通世界”,并列举自由开放经济体系、中英双语普通法、简单税制、廉洁高效政府、与国际接轨的监管标准以及国际金融、航运、贸易等优势。值得留意的是,规划富有危机感与前瞻性,它并没有把这些视为可以坐享其成的“本来优势”,而是进一步用“四大中心、一高地”、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知识产权贸易、中外文化交流以及全球合作网络等具体部署重新组合、转化提升。

这也是理解首份五年规划的一个重要视角:香港真正难以复制的,不是任何一项单独优势,而是多种优势在“一国两制”制度加持之下形成的叠加效应。

例如“单独关税区”并不只是一个历史标签。《基本法》第116条明确规定香港为单独关税地区;香港亦以“中国香港”名义作为世界贸易组织的单独成员参与多边贸易体系。与此同时,香港又通过CEPA与庞大的内地市场形成特殊而紧密的经贸联系。这使香港同时具有“内联”和“外通”两种能力。

首份五年规划要做的,就是把这种制度条件进一步转化成现代经济功能。规划提出继续实行自由贸易和零关税政策,一方面巩固欧美等传统市场,另一方面深化东盟、中东并开拓中亚、非洲等新兴市场;同时建设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让企业不只在香港“做买卖”,而是把接单、融资、保险、法律、物流、品牌管理和供应链管理等高附加值环节放在香港。这就把过去相对传统的“转口港”优势,向全球供应链管理枢纽升级。《2026年施政报告》则把这一五年方向拆成了年度行动。例如继续深化“出海专班”、吸引内地金融机构在港设立国际总部、推动企业建立财资及采购中心,实际上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当越来越多内地企业走向全球,香港如何把“联通世界”由地理位置转化成法律、金融、专业服务和国际网络的综合能力。

市场亦提供了一些值得观察的数据。2025年,在港设有母公司位于内地或海外的企业达11,070家,同比增加11%,创历史新高;截至今年6月,在港登记的非香港公司已达16,014家,同样创新高。这些数字不能单独证明所有营商环境问题已经解决,但至少显示,在全球经贸环境高度不确定之际,香港的跨境商业平台功能仍具有现实吸引力。

普通话与廉洁高效环境是国际竞争力

普通法也是同一道理。普通法的价值并非只在于香港“沿用甚么法律制度”,而在于能否把这套制度转化成国际交易的信任基础和专业服务能力。2025年伦敦大学玛丽皇后学院国际仲裁调查中,香港列全球第二受欢迎仲裁地及亚太区首位;当年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受理的仲裁案件中,84.3%具有国际性,参与方来自61个司法管辖区。这些数据说明,普通法、双语环境和国际法律人才可以形成一项可输出的服务能力。

所以五年规划并没有止于“维护普通法优势”,而是提出建立国际商事法庭、推进仲裁制度改革、发展“全球调解之都”。今年《施政报告》进一步提出支持总部设在香港的国际调解院运作,并在政府国际商事合约和对外协议中考虑加入调解院作为争议解决选项。这是一个具体例子:制度优势只有变成功能优势,再形成市场需求,才是真正的竞争优势。

同样不能忽略的,是“廉洁高效”这项常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优势。对跨国企业而言,一个地方是否值得作为区域总部,除了税率高低,更在意规则是否清楚、审批是否有效率、政府是否廉洁、合约能否得到可靠执行。透明国际2025年清廉指数中,香港在182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2,在亚洲居第二。首份五年规划因此把提升公共治理能力、公共行政数智化和筑牢廉洁基石,放在整体发展布局之中;这些看似属于政府内部改革,实际也是维持国际竞争力的基础设施。

五年规划将香港珍贵资产量化

更深一层看,香港的国际化也不能理解成“外国人多、国际航班多”如此简单。真正的国际城市,还需要多语言、多文化、人才自由流动和对不同生活方式的包容。五年规划提出扩大国际合作网络、吸引更多国际组织和多边机构落户;《施政报告》则进一步扩大入境便利安排,打造“留学香港”品牌,拓展青年国际交流。这些政策背后,其实是在维护香港最难量化却十分珍贵的一种资产——全球人才愿意来、国际企业愿意留、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能够在这里共同工作和生活的城市环境。

因此,香港首份五年规划谈“巩固提升独特优势”,真正值得注意的是“提升”二字。过去的自由港,要提升为全球供应链服务平台;普通法,要提升为国际法律、仲裁和调解服务能力;国际金融中心,要与人民币国际化、企业出海和新产业融资结合;廉洁高效政府,要进一步转化为数字化治理和低交易成本;多元包容的国际城市,则要转化为吸引全球企业、人才、国际组织和创新资源的能力。这些看似分散的政策,通过五年规划被放到同一张发展图谱之中。

这也正是五年规划与年度《施政报告》的结合点。规划负责提出“到2030年,香港哪些优势必须守住、哪些功能必须做强”;施政报告则一年一年把它拆成项目。2026年《施政报告》因此首次以284项项目化指标对接五年规划,以便追踪执行进度。五年规划的意义之一,是把“我们有甚么”转向“我们准备把它变成甚么”。五年之后衡量成效,不能只看一些国际排名升跌,更要看香港能否吸引更多全球企业和人才、能否为内地企业提供不可替代的国际化服务、能否在国家与世界之间创造更多新的交易、合作和增值。

“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真正含金量,就蕴藏在这种把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转化为实际功能的能力之中。

作者林志鹏是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香港时事政治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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