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杨华勇

8月底以来，台湾彰化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其泽在微信公众号“正当石”连发三文，系统推演“一国两制台湾方案”，随后被台湾媒体转载报道，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朱凤莲先后表态“乐见讨论”，台湾“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则冷言“中共一条都不会同意”。9月12日，内地学者又在香港大学北京中心座谈会上提出12点共识，包括主张必要时“准军事管治”、驻军、解散台现武装、追责“台独”、爱国者治台。一时间，近乎禁忌的“一国两制”制度设计，又被摆到两岸舆论的桌面上。

李其泽方案重在台湾自治

这件事的价值，不在某一份方案能被立刻接受，而在于它把长期停留在口号层的统一论述，拉进主权、法域、驻军、司法、货币、外交、修改门槛这些具体齿轮里。无论立场如何，讨论本身已经破冰。

李其泽方案在于用“条件式压力测试”换取最大自治。李其泽第一文《两制方案，台湾该要求什么》把前提压得很清楚：接受“一个中国、由中央统一行使国家主权”。在这个前提下，他提出“一国一主权、两制两法域”，并把可争取清单拆成六组权力。

第一，民主制度不变，行政首长与立法机关继续由台湾居民直选，多党竞争保留。第二，司法在台终审，发生在台湾的案件由台湾法院审，不把居民送大陆。第三，基本权利设“不退步地板”，把现有自由权利写入法律并给司法救济。第四，前期不驻军，但台湾保“区域防卫能力”，不加入外国军事同盟，保留本地防卫队。第五，新台币、独立税制、外汇存底、人口准入不都被大陆吸收，大陆居民赴台定居由台湾法律管。第六，外交归中央，但海外经贸文化办事处保留，以适当形式参与国际组织。

为防止中央事后单方面收权，他再加“四道法律锁”：《和平统一与台湾高度自治协议》＋宪法台湾专章＋全国人大制定《台湾基本法》＋台湾自定《自治宪章》并经公投；重大减损事项须台湾立法绝对多数、台湾复决、全国人大批准“三把钥匙”。

这个设计明显不是“降旗式统一”，而是把台湾能要的自治边界一次推到极限。它近似香港基本法模式的放大版，又试图用“未列举权力归台湾”来避免中央兜底扩权。也正因如此，第二文里他已自我修正：承认中国是单一制，高度自治来自宪法和全国人大授权，不是与中央并列的原生权。这一改，说明他清楚“联邦式分权”在大陆法理里走不通，只能走“授权式高度自治”。

内地学者座谈会重在安全

学者12点共识在于，另一端的“安全优先”与“全面管治”。与李其泽的“台湾要价”相比，9月12日内地学者座谈会提出的12点共识几乎是反向样本。它强调无论和平或非和平统一都实行“一国两制”；若非和平，可设3至5年“准军事管治”；中央在台驻军，解散台湾现有武装，装备收归中央；对激进“台独”头目、迫害统一人士、勾连外部势力者刑事追责；将国安机制单列进《台湾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落实“爱国者治台”；改行政区划，取消直辖市或重划六大区；改政党与选举制度；教材改爱国主义与法治教育。

这套设想与1980年代叶九条、邓六条差别很大。叶剑英1981年提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保留军队、中央不干预地方；邓小平1983年对杨力宇讲“台湾可有自己的军队，只要不威胁大陆，大陆不派人驻台”。当时面对的是国民党执政、两岸尚能秘密接触、军事互信成本较低的局面。如今学者版把“保留军队”改成“中央驻军、解散原武装”，把“不派人”改成“准军管+爱国者治台”，显然吸收了香港2019年后国安思路：先控安全，再谈自治。

两套方案一松一紧，恰好构成当前大陆涉台学界的两条线：一端是“争取民心版”，用高度自治换台湾精英愿意坐下来；一端是“风险管控版”，用驻军、国安、追责应对“非和平情景”。国台办公开表态并不会把后者说成定案，也不会把前者全部认领，而是把它们都放进“讨论池”。

国台办与陆委会态度截然相反

陈斌华于9月9日记者会上的措辞很稳：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最佳方式，有分歧有争鸣正常，统一不是选答题而是必答题。朱凤莲于9月16日进一步说，台湾同胞越早越多讨论两制方案，越能为自身带来机遇与好处，并批民进党设障碍。两套表态的共同逻辑是不绑定某份学者稿，但把“有人认真提方案”视为正向信号，借此削弱“统一等于吞并”的岛内恐慌。

梁文杰的回应则是另一端。他抓李其泽三个点——司法终审、不驻军且保留自卫、重大改动过立院绝对多数加公投——断言中共都不会同意。这个判断半对半错。司法终审、不驻军、公投锁权，在内地主流法理里确实难全收；但“台湾保留某些终审范围”“以特别行政区法院处理本地民事刑事”并非完全没有谈判空间，只是不能写成“中央无权介入任何案件”。不驻军更难，尤其若方案预设非和平背景，大陆不可能接受台湾另设一国中之军。至于修法改自治须经台湾复决，这涉及“谁批准谁”的主权顺序，大陆可接受程序性协商，但不会接受台湾否决全国人大授权。因此梁文杰的话更像政治定性：把对岸任何方案先判死，以巩固“民进党不谈统一”的选民基本盘。问题在于，这种“一条都不谈”的姿态，长期会让岛内失去议价能力——真到局势变化再谈，筹码只会更少，而不是更多。

底线、协商、高难三层次看问题

真正可谈的是什么，真正难谈的又是什么？把三批材料合起来看，可以把议题分成三层。

底线层是一个中国、国家主权、国防外交总体归属中央、反对“台独”分裂、国安红线。这部分大陆不会开放再辩论。李其泽也接受“中央统一行使主权”，并未碰这条线；学者12点更把它硬化为驻军与追责。

可协商层是台湾本地民主体制形式、立法与行政选举具体设计、司法终审案件范围、新台币与税制的过渡期、外汇与贸易安排、大陆人士赴台居留规则、海外经贸文化办事处名称与功能、国际组织参与形式。这里不是“全给”或“全不给”，而是可同比份、按清单、按对等监督机制细谈。李其泽的“六组权力”大部分落在这里，只是他要价偏高；若改成“过渡期＋定期评估＋例外收回”，两岸并非无交集。

高难层是驻军与否、原台湾武装如何处理、可否保留“自卫军”、重大修法是否经台湾公投、对“台独”人士是否刑事追责、教科书与爱国教育、政党制度是否改造。这些涉及统治合法性与安全恐惧，是最容易谈崩的部分。学者12点把高难层直接按“非和平”场景硬化；李其泽则几乎把高难层按“和平、互信、长期”软化。现实方案大概率落在中间：和平情形下少量中央象征性驻军或与台湾防卫队并存，原武装改组而非简单解散；追责限定“涉嫌分裂国家、勾连外力、暴力迫害”的个案，而非全员清算；教育可设“两岸历史共同编写机制”，不强制单向爱国主义。

“台湾方案”已走进草稿阶段

破冰的意义不在“通过”，而在把算计摊开。过去岛内谈“一国两制”，常被两极消费：统派说“回去就好”，独派说“灭亡无异”，中间选民听不进制度细节。李其泽三文的价值，是把“如果真谈，台湾该列什么单、可能碰什么壁”写出来；学者12点的价值，是把“如果和平失败，对岸学界准备怎么接管”写出来。两相比较，社会才能看到议价区间，而不是只看到口号。

对大陆而言，鼓励讨论可化解“一国两制失败”的联想，也能用台湾方案检验港澳模式哪些可复制、哪些必须改。对台湾而言，越早把内部可接受的自治清单具体化，越能在不同情景下保住社会治理、法律与人财物制度；越把所有方案一律打成“统战”，越会在未来被动接受更紧版本。

当然，任何方案都不能只由学者或副教授定调。真正进入谈判，需要两岸执政层授权、需要立法与公投程序、需要处理第三方美国与区域安全预期。当前国台办“乐见讨论”是低成本的软姿态，“陆委会”全不同意是低成本的硬姿态，学者12点是研究圈的严情景。三者同台，反而说明“台湾方案”已从海报走进白皮书式的草稿阶段。

下一步值得看的，不是某篇公众号文章是否被点赞，而是大陆是否会把分散学者意见整合为更权威的“讨论稿”，台湾是否有非零统派、学界、法务、财经专家拿出对案。若只有国台办鼓励、陆委会拒绝，讨论会停在舆论秀；若有台湾多方学者把“不要什么、可接受什么、过渡几年、由谁仲裁”写成第二版、第三版，“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才真正从名词变成制度工程。

统一问题终究不是“赞不赞成”的情绪题。它是一组主权、法律、军队、货币、司法、教育的工程题。李其泽把门推开一条缝，学者座谈会把另一侧门也推开一条缝，剩下的，是两岸是否有人愿意在缝里继续谈，而不是把门重新关上。

作者杨华勇是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常委，香港中华总商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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