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杨华勇

10月1日这天，特首李家超在国庆酒会上讲了一段分量很重的话：今天不仅是新中国成立77周年，也是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公布之后迎来的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

首推五年规划划定治理新起点

这话不是修辞。过去香港不是没有规划，但更多是施政报告、政策蓝图、发展策略；现在第一次有了名为“五年规划”的中长期纲领，而且和2026年施政报告同日出炉，一长一短，一蓝一图，一管2026到2030，一管当下这一年。

真正值得问的不是“香港要不要规划”，而是这份规划能不能把国家的机遇、香港的国际属性、市民的柴米油盐，缝进同一套逻辑里。国庆是情绪的高点，规划是治理的起点。情绪过去之后，才是硬仗。

五年规划跌价“国家机遇+国际机遇”

李家超反复讲“识变、应变、求变”。这四个字背后，是香港这几年真实的压力：地缘格局重组、产业链重排、人工智慧改写产业和就业、利率和财政约束仍在，传统金融地产引擎又要换挡。香港不能只做风口上的城市，得学会自己造风。

五年规划的逻辑就在这里。它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但不是照抄内地模式，而是把“国家机遇+国际机遇”的叠加优势制度化。向南，南部继续做深金融、航运、贸易、专业服务；向北，北部都会区约三分之一香港土地，拿来放产业、科创、大学城、新社区。中间靠“内联外通”串起来：一边接国家双循环，一边接全球资本、人才、法律和专业互联网。

过去政府换届、政策易冷，市场最怕不知道你明年还做不做。现在给出105个规划指标，施政报告再给284个年度指标，每年交卷，投资者和市民至少知道往哪看。规划最怕变成墙上的字。香港这版如果真能年年对账，本身就是治理升级。

坚守制度优势升级超级增值人

李家超特别拎出“一五”规划三大特有之处，值得认真听，不全是门面话。

第一，切合香港独特性。规划不是把内地的五年规划搬过来填香港地名。香港是资本主义、普通法、资金人员货物资讯自由流动，产业底子是金融航运贸易，再加创科、文创、法律仲裁、智慧财产权。规划写的是“具有香港特色的政策措施和重大项目”，这个说法克制，也必要。

第二，坚持“一国两制”和《基本法》框架。这是给市场吃定心丸。投资者怕的不是规划，怕的是规划一来，自由流动、普通法、低税制、市场监管逻辑被模糊掉。李家超明确说，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结合，不是政府全包，也不是放任不管。这点非常关键：香港的竞争力恰恰在“政府敢布局，市场能说话。”

第三，把国际定位写进DNA。“国际定位”在规划里出现，在施政报告里也出现，不是客套，是防线。国际金融、国际航运、国际贸易、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区域智慧财产权贸易、中外文化艺术交流，这一串都不是内向型城市的配置，而是面向全球的介面。香港若只剩“靠近深圳的城市”，价值就塌一半；香港若还是全球唯一同时接住国家机遇和国际机遇的城市，才有议价权。

所以“超级连络人”老话要翻新。光联系不够，还要做“超级增值人”——资金进来不是过水，人才进来不是打卡，项目进来要能合规、能融资、能仲裁、能上市、能出海。从连络人升级到增值人，才配得上国际都会的身价。

聚焦民生指标回应基层诉求

市民不看序言，看上楼和看病。官方材料再漂亮，市民翻到的是房屋那几页。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把民生放回主线：房屋、医疗、教育、安老、弱势社群等八个领域被点名。数字最实在：未来五年公营房屋建屋量约19.6万个单位，持续优化置业阶梯，力争2030年前后基本解决住宅大厦内劣质㓥房问题；公立医院病床到2031年增至约3.5万张，五年内受惠地区康健中心累计100万人。这些才是市民信不信规划的分水岭。

李家超在立法会答问时讲得很直白：施政最终目的是改善民生，经济发展创造就业和创业机会，资源来自经济，再回到民生。他还用了龙舟的比喻：政府是第一责任人，议员也是推手，人人不划，龙舟不快。这个说法比“共同愿景”更接近真相——规划不是特首一个人扛，立法会、商界、专业界、社福界、青年团体，全在船上。

市民也会追问几件事。一是房子。19.6万公营房屋是供应侧承诺，真正难受的是轮候时间、简约公屋落地、劣质㓥房退场会不会引发临时安置成本、旧区更新会不会把基层赶得更远。蓝图写共同愿景“持续增加”，市民要的是哪一年搬得进。

二是青年。规划讲教育、实习、就业创业全链条，也讲北都大学城“教育、科技、人才、产业、城市”一体。但青年关心的不是“产学研协同”六个字，而是毕业有没有工，创科有没有钱，去河套前海南沙是不是真能跨城生活，还是又变成政策旅游。

三是财政。284项施政报告指标要钱，北部都会区要钱，公屋要钱，医疗也要钱。李家超自己都提醒，政策持续性必须确保资源持续性。未来五年如果息差、卖地、印花税、消费市道不如预期，哪些指标先砍，要有透明排序，不能只报喜。

四是问责。105加284不是装饰数字，年底该公布完成率就公布，落空要说原因。香港过去不是没吃过“目标很好、结帐模糊”的亏。规划公信力，靠年报，不靠致辞。

市民生活变好的规划才是满分

李家超引《淮南子》：“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智之所为，则无不成也。”这套话用在香港特别贴。两个月咨询、超过17,000份意见、八成来自个别市民，AI辅助分析，立法会也做协同研究，过程本身就在试一种新治理：不是上面画完下面执行，而是先把社会的力道收进来。

但众智之后是众责。规划不是特区政府发完稿就完成，是未来五年每年都被盯著：北都动土没有，创科企业来了没有，公屋落成没有，劣质㓥房少没有，青年失业降没有，股市债市资管中心吸不吸得到钱，国际仲裁案子肯不肯来香港排期。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意义，不在“终于也有了规划”，而在能不能证明一件事——“一国两制”下的香港，可以用自己的制度语法做中长期治理：市场还是市场，法治还是法治，国际还是国际，但政府不再只救火，敢谋五年，敢定指标，敢在国庆日之后继续交数。

这一天别具意义，是因为起点真的新。但起点新不够。到2030年，市民记得的不会是2026年国庆酒会那篇致辞，而是：我是不是更早上了楼，看病是不是不用熬通宵，孩子是不是有出路，工资是不是跟得上物价，香港是不是还像香港，又比从前更能打。规划写得好，是及格；市民生活变好，才是满分。

作者杨华勇是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常委，香港中华总商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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