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作者：葛珮帆议员

菲沙研究所10月6日发布的《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度报告》，让香港以8.53分连续第三年稳居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瑞士、新加坡紧随其后。更值得注意的是结构：在“国际贸易自由”一项以9.66分蝉联第一，在“监管”一项以8.61分维持全球第二。分数本身只是结果，真正值得追问的是——在一个地缘博弈加剧、贸易保护主义升温的年代，香港凭什么还能被国际评级机构继续投下信任票？

答案不在某个单项政策，而在安全与自由之间已经形成的制度性互嵌。“安全港是自由港”，这不是修辞，而是香港由乱到治之后最可被验证的治理命题。

自由从来不是无序，预期才是自由市场的硬通货。

外界谈香港自由度，容易滑向一种浪漫想像：好像自由就是少管、不管、最好没有规则。菲沙报告恰恰不支持这种想像。香港拿第一的不是“政府规模”——这一项排第51位；真正撑住总分的是国际贸易自由、监管效率和货币稳定。

这说明什么？说明国际评级看重的不是“无政府”，而是“低干预+可预期”。公司注册标准化、前置审批少、不设增值税和资本利得税，是企业日常能算帐的低合规成本；资金可跨境自由流动、监管机构盯系统性风险而不替市场做商业决定，是资本愿意留下来的制度温度；竞争事务委员会独立执法、对所有经营者一视同仁，是游戏规则不偏不倚的底色。

这些优势过去就有，为什么这两年更被看见？因为2019年的乱局曾经把“可预期”打穿。那时企业算的不是税率，是明天街口会不会封路、货能不能出关、合同能不能执行。香港国安法和完善维护国家安全法律制度的“立柱架梁”，做的第一件事不是限制市场，而是把市场预期重新钉回地面。法治回来，自由港才回来；秩序回来，低税制、单独关税区、普通法、资金自由流动这些老本钱，才重新变成可质押的国际信用。

所以“一法安香江”的说法，经济含义非常具体：安全供给确定性，确定性降低交易成本，交易成本下降才有自由度排名的回升。自由不是安全的代价，安全是自由能变现的前提。

过去谈国家安全，香港社会习惯把它放在“底线”位置——不出事就行。首个五年规划把这件事往前推了一步：安全不再是被动防守，而是特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机组成。

这个转向很关键。因为当安全只被理解为底线，它容易显得像成本；当它被写进治理效能，它就变成资产。国际资本买的不只是低税，更是“别哪天突然断片”的确定感。

今年以来香港在多项国际竞争力排名中表现突出；投资推广署截至2026年8月协助520间内地及海外企业在港设点或扩展，人才入境计划自2022年底至2026年8月吸引超过31万人来港。企业用脚投票，不是因为香港忽然变便宜，而是因为香港在动荡世界里重新成了“算得清帐”的地方。

更深层的是法治指数背书。世界正义工程《2025年法治指数》中，香港“廉洁”排全球第九，“秩序和安全”保持全球前十。廉洁加有序，叠加菲沙报告的国际贸易自由第一，三者拼起来就是同一句话：这里守规则、这里不乱、这里能做生意。

行政主导不是回潮，是贯通国安与治理的中枢。

普通法世界不怕国家权力，怕的是权力不按程式走。香港国安法治从2020年“立柱架梁”，到2024年基本法第23条立法补齐短板，再到2026年实施细则精细化，轨迹很清楚：不是一路加码扩权，而是把权力装进更明确的法定情形、更严格的司法审查、更可检验的执法程式里。行政主导的真正功能，是在纵向把中央国家安全布局与特区本地治理接起来，在横向把跨部门、跨年度、跨施政周期的政策协同起来。

首个五年规划建立“五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援、年度述职汇报”机制，本身就是把行政主动关进可监测、可问责、可调整的框里。

自由的最坚实底座，是守得住的法治与秩序。

香港连续三年拿全球最自由经济体，不是国际机构客气，也不是单方面叙事胜利。它背后是几件事同时成立：国安法律制度的底线兜住了，普通法和低税制的老本钱还在，零关税和资金自由流动没动，监管干预少而聚焦风险，廉洁和秩序被国际指数认帐，企业数和人才数在回来，五年规划把中长期预期钉住。

未来的挑战也正在这里。自由度排名会波动，国际舆论不会总是友好，地缘政治也会继续给香港出难题。但只要“安全—法治—市场—民生”这四根柱子不脱钩，香港就不是靠怀旧维持地位，而是靠制度更新维持角色：背靠祖国、联通世界，做超级连络人，也做超级增值人。安全港就是自由港，自由港就是发展港。这句话现在不是宣言，是香港正在跑的资料。

作者葛珮帆是第八届立法会选举委员会界别议员，民建联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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